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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11 (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闽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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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13 (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日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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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15 (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手,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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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17 人类非机械,故史迹从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阅时而再现者而中国著述家所记史迹,往往不然。例如尧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尧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阳城。桀有妹喜,纣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纣必有肉林;桀有倾冒,纣必有塬室;桀有玉杯,纣必有象箸;桀杀龙逢,纣必杀比干;桀囚汤于夏台,纣必囚文王于菱里;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商之将亡,内史向挚必出奔周。此类乃如骈体文之对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齐太公诛华士,子产诛邓析,孔子诛少正卯,三事相去数百年,而其杀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杀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几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则所谓桀纣如何如何者,毋乃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恶德之标准?所谓杀邓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仅某时代之专制家所捏造以为口实?(邓析非子产所杀,《左传》已有反证。)吾侪对于此类史料,最宜谨严鉴别,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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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19 (七)有纯属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例如《庄子》言“鲲化为鹏,其大几万里”。倘有人认此为庄周所新发明之物理学,或因此而诋庄周之不解物理学,吾侪必将笑之。何也?周本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也。周岂惟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亦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岂惟周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古今无数作者亦多未尝与吾侪谈历史。据《德充符》而信历史上确有兀者王骀曾与仲尼中分鲁国,人咸笑之;据《人间世》而信历史上确有列御寇其人者则比比然,而《列子》八篇,传诵且与《老庄》埒也。据《离骚》而信屈原尝与巫咸对话,尝令帝阍开关,人咸笑之;据《九歌》而信尧之二女为湘君湘夫人者则比比然也。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寄其乌托邦的理想;而桃源县竞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辞》,谓其出塞时或当如乌孙公主之弹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为昭君掌故也。吾侪若循此习惯以评骘史料,则汉孔融与曹操书,固尝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吾侪其将信之也?清黄宗羲与叶方蔼书,固尝言“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吾侪其亦将信之也?而不幸现在众人共信之史迹,其性质类此者正复不少,夫岂惟关于个人的史迹为然耳?凡文士所描写之京邑,宫室,舆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会情状,恐多半应作如是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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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21 以上七例,论伪事之由来,虽不能备,学者可以类推矣。至于吾侪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亦略可得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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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23 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例如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吾侪读至此,试掩卷一思,下一句当如何措词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此如吾问“某甲是否杀某乙?”汝答曰:“否;人不应杀人。”人应否杀人,此为一问题,某甲曾否杀某乙,此又为一问题,汝所答非我所问也。万章续问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既主张天下非尧所与,则应别指出与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与之。”宇宙间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与人,非惟万章无征,即孟子亦无征也。两造皆无征,则辩论无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认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举出反证以抉其伪,乃从奚之智不智贤不贤,作一大段循环论理。诸如此类,皆支离于本问题以外,违反辩证公例,学者所首宜切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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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25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吾既屡言之矣。反证以出于本身者最强有力,所谓以矛陷盾也。例如《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吾侪即从《汉书》本文,可以证此事之伪。其一,《景十三王传》云:“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则共王应薨于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则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国《汉书》无专传,《史记·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蚤卒。”《汉书·儿宽传》云:“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考《百官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国为博士,总应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则下距巫蛊祸作时,已过五十;安得云蚤卒?既已蚤卒,安得献书于巫蛊之年耶?然则此事与本书中他篇之文,处处冲突。王充云:“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论衡语增篇》)既无法以证明他篇之为伪,则艺文志所记此二事,必伪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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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27 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例如鱼豢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陈寿《三国志》则云:“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豢与寿时代略相当,二说果孰可信耶?吾侪今已得最有力之证据:则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苟吾侪不能证明《出师表》之为伪作,又不能证明亮之好妄语,则可决言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又如《唐书·玄奘传》称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铭》则云六十九,此两说孰可信耶?吾侪亦得最有力之证据;则奘尝于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二语,则奘寿必在六十外既无疑。而显庆二年下距奘卒时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为《塔铭》不误之正证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为证据,此绝对不可抗之权威也。又如《魏略》云:“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欲证此事之伪,则后主(禅)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目,“朝廷今年十八”,知后主确以十七岁即位,若生于小沛,则时已三十余岁矣。此史料虽非禅亲自留下,然出于与彼关系极深之诸葛亮,其权威亦相等也。又如《论衡》辨淮南王安之非升仙,云“安坐反而死,天下共闻。”安与司马迁正同时,《史记》叙其反状死状,始末悉备。故迁所记述,其权威亦不可抗也。右所举四例,其第一第二两例,由当事人自举出反证,第三例由关系人举出反证,第四例由在旁知状之见证人举出反证。皆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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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29 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虽然,吾侪所见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备。例如《孟子》中,万章问孔子在卫是否主痈疽,孟子答以“于卫主颜仇由。……”此次答辩,极合论理,正吾所谓举反证之说也。虽然,孟子与万章皆不及见孔子,孟子据一传说,万章亦据一传说,孟子既未尝告吾侪以彼所据者出何经何典,万章亦然。吾侪无从判断孟子所据传说之价值是否能优于万章之所据。是故吾侪虽极不信“主痈疽”说,然对于“主颜仇由”说,在法律上亦无权以助孟子张目也。遇此类问题,则对于所举反证,有一番精密审查之必要。例如旧说皆云释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灭度,当西纪前九百五十年。独《佛祖通载》(卷九)有所谓“众圣点记”之一事,据称梁武帝时有僧伽跋陀罗传来之《善见律》,卷末有无数黑点,相传自佛灭度之年起,佛弟子优波离,在此书末作一点,以后师弟代代相传,每年一点,至齐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罗下最后之一点,共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则佛灭度应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当西纪前四百八十五年,与旧说相差至五百三十余年之多。是则旧说之伪误,明明得一强有力之反证矣。虽然,最要之关键,则在此“众圣点记”者是否可信。吾国人前此惟不敢轻信之,故虽姑存此异说,而旧说终不废;及近年来欧人据西藏文之《释迦传》以考定阿阁世王之年代,据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据巴利文之《锡兰岛史》以考定锡兰诸王之年代,复将此诸种资料中有言及佛灭年者,据之与各王年代比较推算,确定佛灭年为纪前四八五年。(或云四百八十七年,所差仅两年耳。)于是众圣点记之价值顿增十倍。吾侪乃确知释迦略与孔子同时,旧说所云西周时人者,绝不可信;而其他书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迹,亦皆不可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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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31 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例如《商君书徕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史记·扁鹊传》,既称鹊为赵简子时人,而其所医治之人,有虢太子,有齐桓侯等;先简子之立百三十九年而虢亡,田齐桓侯午之立,后简子死七十二年,错迕纠纷至此,则鹊传全部事迹,殆皆不敢置信矣。其与此相类者,例如《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假令孔子垂教,而称中国人为汉人,司马迁著书,而称中国人为唐人,有是理耶?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以上所举诸例,皆甚简单而易说明;亦有稍复杂的事项,必须将先决问题研究有绪,始能论断本问题者。例如《尧典》有“金作赎刑”一语,吾侪以为三代以前未有金属货币,此语恐出春秋以后人手笔。又如《孟子》称“舜封象于有庳,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吾侪以为封建乃周以后之制度,“使吏治其国”云云,又是战国后半期制度,皆非舜时代所宜有。虽然,此断案极不易下:必须将“三代前无金属货币”“封建起自周代”之两先决问题,经种种归纳的研究立为铁案,然后彼两事之伪乃成信谳也。且此类考证,尤有极难措手之处:吾主张三代前无金属货币,人即可引《尧典》“金作赎刑”一语以为反证;(近人研究古泉文者,有释为“乘正尚金当爰”之一种,即指为唐虞赎刑所用,盖因此而附会及于古物矣。)吾主张封建起自周代,人即可引《孟子》“象封有庳”一事为反证;以此二书本有相当之权威也。是则对书信任与对事信任,又递相为君臣,在学者辛勤审勘之结果何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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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33 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例如前所举万章“问孔子于卫主痈疽”事,同时又问“于齐主侍人瘠环”。孟子答案于卫虽举出反证;于齐则举不出反证,但别举“过宋主司城贞子”之一旁证。吾侪又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游齐主高昭子,二次三次游卫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痈疽瘠环之说,盖伪也。又如鲁共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之关系,既有确据以证其伪;河间献王等与《古文毛诗》之关系,张苍等与《古文左传》之关系,亦别有确据以证其伪;则当时与此三书同受刘歆推奖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礼》,虽反证未甚完备,亦可用“晚出古文经盖伪”之一假说略为推定矣。此种推论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界,颇极稳健;应用于历史时,或不免危险因历史为人类所造,而人类之意志情感,常自由发动,不易执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亲近正人君子,固有证据;然其通变达权,亦有证据。南子而肯见,佛肸弗扰召而欲往,此皆见于《论语》者,若此三事不伪,又安见其绝对的不肯主痈疽与瘠环也?故用此种推论法,只能下“盖然”的结论,不宜轻下“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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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35 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例如旧说有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之事,万斯同斥其伪,谓“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钱大昕著《万季野传》)此所谓物证也。又如旧说有“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闾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王充斥其伪,谓“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论衡·书虚篇》)此皆根据生理学上之定理以立言,虽文籍上别无他种反证,然已得极有价值之结论。此所谓理证也。吾侪用此法以驭历史上种种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无限迷雾。但此法之应用,亦有限制;其确实之程度,盖当与科学智识骈进。例如古代有指南车之一事,在数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断其伪;今日则正可度理以证其不伪也。然则史中记许多鬼神之事,吾侪指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发明一种“鬼神心理学”,而此皆为极可宝之资料耶?虽然,吾侪今日治学,只能以今日之智识范围为界,“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终是寡过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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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37 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韩非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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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39 【1】法显著《佛国记》,亦名《法显行传》。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又奘弟子慧立著《慈恩三藏法师传》。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及《西行求法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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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41 【2】弃疾二书,见《学海类编》。阿计替者,当时金廷所派监视徽钦二宗之人也。二书盖其日记原稿,弃疾全部采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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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43 【3】此供状忘记在某部笔记中,十五年前吾曾在《新民丛报》录印一次。此供状惜尚有删节处,不能得其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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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45 【4】关于此问题之研究,Gaubil氏谓在纪前二一五四年十月十一日;Largeteau氏及Chalmers氏谓在二一二七年十月十二日;Fr6ret氏及D.Cassini氏谓在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Gumpaeh氏谓在二一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Oppolzer氏谓在二一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而有名之汉学大家Prof.G.Schlege及有名之天文学大家Dr.F.Kuhnert曾合著一书在荷兰阿姆斯丹之学士院出版,题曰《书经之日蚀》Die Schu King Finsteruiss(Amsterdam J.Muller,1889)谓当在二一六五年五月七日,其言甚雄辩。其后汉学大家Dr.F.Eitel复著详论驳之,登在China Review第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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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47 【5】明钞本《慎子》,谬荃荪所藏,最近上海涵芬楼所印《四部丛刊》采之,诧为惊人秘笈。缪氏号称目录学专家,乃宝此燕石,故知考占贵有通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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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49 【6】古书中有许多经各时代无数人踵袭赓续而成者,如《本草》一书即其例。吾尝欲详考此书成立增长之次第,所搜资料颇多,惜未完备,不能成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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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51 【7】看《晋书·束哲传·王接传》及杜预《左传集解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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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53 【8】看今人王国维著《太史公系年考略》,崔适著《史记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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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09355 【9】看今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十一、二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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