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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170710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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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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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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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氏羌来享，武王征师羌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余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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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疆。……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祈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徼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历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邱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寝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于窝瓦（Vol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恼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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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了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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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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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印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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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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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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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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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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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絮，是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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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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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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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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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己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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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凋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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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竞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日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日有害也。然则吾侪竞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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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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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远元。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竞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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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氢氧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氢”与“氧”。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氢氧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纲”，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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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氢氧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