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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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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日“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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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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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日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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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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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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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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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浸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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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即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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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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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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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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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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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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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末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尔赛条约,沦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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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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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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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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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澄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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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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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问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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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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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人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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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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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干;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末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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