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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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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日“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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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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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日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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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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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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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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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浸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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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即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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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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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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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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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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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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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末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尔赛条约，沦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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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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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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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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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澄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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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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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问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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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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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人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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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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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干；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末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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