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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某种阶级或某种阀阅，在社会上极占势力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六朝的门第，俨然是一种阶级，南朝的王、谢、郗、庾，北朝的崔、卢、李、郑，代代俱掌握政权，若从《南北史》中把他们这几人各作一篇合传，可知其势力之伟大；所有重要活动，全是这几人作的；但是单看《王导传》、《谢安传》，很不容易看出来。再如唐朝的藩镇，为一代盛衰的根源，单看安禄山、史思明的列传，看不出有多少关系，若把大大小小的藩镇都合起来，说明他们的兴亡始末，可以看出在常时专横的情形，于后世影响的重大。又如晚明流寇，骚动全国，明朝天下就断送在他们手里；单看张献忠、李自成的列传，还未能看出民间惨苦的全部；把所有流寇都聚集起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凶暴刻毒，并可以看出社会上所受他们的摧残蹂躏，有些地方真能够使我们看了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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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有资料，应当搜集起来，为作合传。例如藏书家及印书家，单指一人，不能说有多少影响；若把一代（如清代）的藏书家印书家作合传，可以知道当时书籍的聚散离合；一代文化的发达与衰谢，亦可以看出一斑；这和学术上的关系极为重大。再如淮扬盐商，广东十三行，都是一时的商业中心，可惜资料不易得了；若由口碑及笔记搜集起来，作为合传，可以看出这部分的经济状况，及国内外商业的变迁。又如妓女及戏子，向来人看不起；但是他们与政治上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关系；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陈圆圆、顾横波都是历史上极好的配角；清末戏子中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都是受社会的欢迎；为他们作篇合传，不仅值得而且应该。有许多地方，须靠他们来点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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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第一第二两类人物，一类之中分为几个小类，每一小类举三四个例来，取便说明，并不是说应该作传的人物完全在此，我的意思是说，伟大人物单独作传，固然可以，但不如两两比较，容易公平，而且效果更大。要说明位置价值及关系，亦较简切省事。至于普通人物，多数的活动，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合传这种体裁，大慨情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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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年谱及其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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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这种著述，比较的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作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作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作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不过初次草创的年谱，组织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简单；拿现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简陋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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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作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谱》有三十四卷，比较吕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远。作年谱的方法，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发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从初发生到现在，进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们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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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年谱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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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的种类可从多方面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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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传的或他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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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作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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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传到自传的年谱，势子自然很顺；但自传的年谱起得很晚，清康熙时孙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个。孙奇逢作得很简单，只有些大纲领；后来由他的弟子补注，才完成了一部书。同时稍后，黄宗羲也自作一部年谱，可惜毁了，不知内容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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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冯辰做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实际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归入自传年谱一类。我们知道李塨是一个躬行实践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时把他的事迹思想，记在他的《日谱》上面，用来做学问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记不同。这种《日谱》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进步，事迹的变迁，毫无遗憾。所以冯辰编《李恕谷年谱》，单把李塨《日谱》删繁存要，便成功了。这年谱完全保存了《日谱》的真相，而且经过李塨的手定，简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刘调赞续纂的，不是根据李塨的《日谱》，所以又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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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历史的方便起见，希望历史的伟大人物，都能自作《日谱》，让后人替他作年谱时，可省许多考证的工夫。然而这种希望何时达到呢。在这上，他传的年谱便越发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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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作的，和异时人作的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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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作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搜辑资料，由钱德洪编著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搜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作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著。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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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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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时人作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作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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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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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所作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作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作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作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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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作了乙又改作。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作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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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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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想作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附见的要使读本集的人得着一种方便，独立的须要使不读本集的人能够知道那人身世和学问或事业的大概：主意定了，才可以着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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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年谱这种书，除了自传的或同时人作的以外，若在后世而想替前人作，非那人有著述遗下不可。没有著述或著述不传的人的年谱，是没有法子可作的，除非别人的著述，对于那人的事迹，记载十分详明才行。所以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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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专传后面，有时也可附录年谱或年表；那种年谱也和附见本集的一样，越简越好。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资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合起二种来比较，独立的恰似专传，附见的恰似列传；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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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叙的或考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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