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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作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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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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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从前作年谱，太过拘束了。谱主文集没有提起的人，虽曾和谱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谱的篇幅。我将现在尽可用三种体裁来调剂：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作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作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作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作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裁附在后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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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史记》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后面有许多人都只有姓名而无事迹，但司马迁不因他们无事迹而灭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们从各文集和史书学案里常常有所发现，若抄辑下来，用上面三种体裁做好，附在他们年谱后面，也可以弥补缺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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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作《朱舜水年谱》，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记得很详细。那些人名，日本人听得烂熟，中国却很面生。因为朱舜水是开创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当时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的影响的大，须看他的朋友弟子跟着他活动的情形。虽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预备替他们做些小传。像朱舜水一类的人，专以造就人才为目的，虽然所造就的是外国人，但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在他年谱记当时人，当然愈详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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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记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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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要看年谱体裁是独立的，还是附见的。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间，又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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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年谱》关于这点，比较的令人满意。因为他虽在文集中而已预备独立。有关功业的奏疏，发挥学术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独立的年谱很可拿此谱做记载文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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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不录正式的著作，而录了许多奏疏序跋书札。政治非朱子所长，政治的文章却太多；学术是朱子所重，学术的文章却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为把学术的文章放在年谱后的《论学切要语》中便已够了，不必多录。《论学切要语》的编法，固然不错，但没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读者不知孰先孰后，看不出思想迁流的状态，不如把论学的文章放入年谱还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质分类，没有先后的次序。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朱子晚年的见解和陆子一致，已开出以年分的先后看思想的迁流一条大路来。虽然王阳明所认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击王阳明的不是，却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证来。《朱子年谱》载的文章虽不少，但还不能详尽，总算一件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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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做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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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的方面不止一种，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学家作年谱的人不应偏取一方面的作品。像《苏东坡年谱》只载诗文的篇目，没有一语提到词，便是不对。作者以为词是小道，不应入年谱。其实苏东坡的作品，词占第一位，诗文还比不上。即使说词不如诗文，也应该平等的记载篇目，或摘录佳篇。现行的苏东坡年谱不记及词，实在是一大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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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记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章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词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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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家的年谱只能录作品的目录，不能详录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记载一二。若录多了就变成集子，不是年谱的体裁了。《玉谿生年谱笺注》录了许多诗篇，作者以为那些诗都和谱主的生活有关，不能不录全文。结果，名为年谱，实际成了编年体的诗注。就算作得很好，也只是年谱的别裁，不是年谱的正格。有志作年谱的人们，还是审慎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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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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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许多年谱不必要考证，或是子孙替父祖作，或是门生替师长作，亲见亲闻的事原无多大的疑误。如王阳明、颜习斋、李恕谷等年谱都属此类。不过常常有作者和谱主相差的时代太久，不能不费考证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作的年谱错了而改作的，也不能不有考证的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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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若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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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的办法，在年谱之外另作一部《考异》，说明白某事为什么摆在某年，两种传说，那种是真。年谱的正文，并不隔杂一句题外的话，看起来倒很方便。还有一种很普通的办法，把考证的话附在正文中，或用夹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种办法，把前人做的年谱原文照抄，遇有错误处则加按语说明，好像札记体一样。张穆对于《元遗山年谱》便是用的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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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三种办法，各有好处。第一种，因为考证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觉得厌倦，所以另成一书，既可备参考，又可省读年谱者的精神。第二种，可使读者当时即知某事的异说和去取的由来，免得另看《考异》的麻烦。两种都可用。大概考证多的，可另作《考异》，不十分多的，可用夹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点例外。有些年谱，根本就靠考证才成立，无论是创作或改作，他的考证虽很繁杂，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谱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谱》，年代便很难确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离本文而另作考异，必同时写出考证的明文，说明为什么如此叙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后本文才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齐或先到梁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组织便无从成立。经过了考证，把问题解决了，若不把考证随写在下，便不能得读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渊明的年谱，把他的年纪缩短，生年移后，和历来的说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证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证清楚了，若不开头说个明白，读者谁不丢开不看？像这类自然不能另作考异，亦不能作夹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至于第三种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前人做的不十分错，原无改作的必要，为省麻烦起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考证一番，加上按语，那便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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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本来不拘一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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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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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作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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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传如此，作年谱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但一般人每乱用批评，在年谱家比较的还少。现在拿两部有批评的年谱来讲，一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一是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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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话很多，用自己的话尤其多。胡适之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我总觉得不对，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轨。蔡上翔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辩护，要驳正旧说的诬蔑，也许可邀我们的原谅。但批评的字句应该和本文分开，不该插入纪事的中间。蔡胡都没有顾及这点，以文章的结构论，很不纯粹。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做成叙文，或做附录，专门批评谱主的一切，那么，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也不相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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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上翔替王安石辩护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却不大高明。他把别人骂王安石的文章录上了，随即便大发议论，说别人的不对，这实在不是方法。我以为最好是详尽的叙述新法的内容，某年行某法，某年发生什么影响，某年惹起某人的攻击，便够了。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尽作为附录，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学者政治家作年谱，认为有做批评的必要时，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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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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