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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朝廷上，是这样一群职业的人士，其中当然不乏受人敬重而也自重的人，他们的出处进退，都有原则有分寸。同时，其中也定有不少纯粹必求仕为业的“鄙夫”，孔子所谓“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种患得患失的人，无恒产可恃也通常未必有“恒心”，于是他们有时不免于缺乏原则，放辟邪侈，无所不至。孟子的时代，这种以仕为职业的现象，已很普遍，所以《孟子》一书提到的“仕”风，与春秋时的士大夫情况已极不相同。孟子提到因贫而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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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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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解释士之不仕，即等于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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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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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半段说到士与诸侯的比较，以祭祀为主题。事实上这是“古之人”的情况。以战国情况说，后半段用农夫的耒耜作譬喻，毋宁更适切的表现了战国“士”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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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仕为业的官员，显然与世卿不同，世卿与国休戚相关，君主既不能免他们的职，他们也不能辞职，君臣之间的关系因而比较紧张。战国的“异姓之卿”则不然，若是君臣合不来，颇不妨弃此他适。君臣之间既然可以如此，其关系遂发展为契约式的或交易式的，君臣之间因此有一种相报施的关系，《孟子》也包括了一长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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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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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支配了君臣的身份，君以爵禄作为货价，而臣以能力作为货品，臣若不能从国君得到货价，君也不用盼望臣子会尽力；反之亦然。实物的货价，或货币的货价，自然因其易于支付及没有附带权益两大优点，代替了封建政权下的封地采邑，这就是俸禄制度的起源。春秋末季，似乎已有支付俸禄的记载，例如孔子的弟子原思，曾经领过邑宰的禄入“粟九百”。而战国的吏俸似乎已有了石数的等级，至少燕国的官秩高下，是以石数为断，三百石（也许指岁入）应是中级的官吏。战国似乎没有用货币支付俸禄的制度，其流风下逮于西汉，官秩仍用石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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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以仕为业的官员，以俸禄为收入，与君主构成贸易的两造，关系建立在报施观念上。由此，战国的列国朝廷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官吏，他们将为专制君主做最适当的工具：有服务能力，却又可以随时罢黜；以俸禄换取服务，却可以免去占据封邑的弊病。这是一种新型的官僚制度，效率与忠诚于是代替了无法约束或改变的亲属与血缘。至少，君臣之间的关系单纯了，单纯得只剩雇主与佣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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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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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〇 战国时将与相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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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政府与春秋时最大的差别，是将、相的分离。“相”之为专用的官名，在春秋及其以前，远不及用作动词为普遍。以相名官，《左传》不过两见。将军的名号，始见于晋国中军元帅，六国以来，方才以将军为一切统兵大将的称号。春秋时代，不论哪一个国家，执政的卿也往往即是出征时的大将；公子、公孙及其他卿大夫，也入参国政，出统师干。平时揖让雍容，有事擐甲御乘。终春秋之世，找不出职业的统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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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及战国，君权既重，军政大权集中于王，国事丛杂，也若干倍于春秋时。于是权力分散的采邑管理方式，不复能适应战国的中央集权，在中央必须有一个总理一切的官员，所谓宰相。相官的建制，战国初有魏文侯择相一事，此后韩、燕、齐、赵、秦也各有相国、宰相或丞相；只有楚国始终以令尹旧名称呼其宰相。相的职任，应该是辅佐国君，监督臣僚，所以荀子给“相”职的定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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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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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定义看来，相权虽重，若不是有虚君制配合，有最高实权的君主不会长久保持任何人做宰相的。所谓“当则可，不当则废”，任何良相恐怕是早晚会因“不当”而废的。由于宰相须以其成就为去留，显然的，战国的宰相不能像春秋列国卿大夫，可以任终身职。另一方面，这个担任相职的人，往往是一个专业的政务官，较少由本身有其他身份关系的贵族担任。由这种专业人员的身份，其中有一部分也许会离此就彼，或离彼就此，换句话说，若干相位就由一些职业性的游任之士担任了。战国的相职也有由本国或异国的王子或近亲担任：若由本国王室的亲戚做宰相，却也难得构成几代的世家；若由异国的重臣或贵戚出任，任命大都出于外交的考虑，然而，容易想象到，他们未必真能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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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国的相职，或者缺乏实权，让国君自己做实际的执政者；或者即须是有能力而无背景的专业人士。两者都与春秋时代的世卿制度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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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到将帅一职。战国的战争远比春秋时代为复杂，举凡战略、战术、武器、训练，都有极大的改变，春秋时代的贵族武士自不能应付。职业性的武士，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战国更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家，如张仪、乐毅；了不起的战术家，如田单；大兵团的指挥官，如白起；练兵的能手，如李牧。这些专门人材，构成了战国将材的主要部分，他们的专业知识，不是一般的贵介公子能掌握，也不是普通的文士能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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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位战国曾经统兵的将军中，只有四人是公子（其中还有一位是自己夺得兵权的信陵君），一人是贵戚，六人是将门之子，其余十三人则或者出身不明，或者来自异国，后者也须依赖自己才能方得在客地占得一席，其困难也不下于出身寒微的人。于此战国的将军们似大多是有专长，或则有家学渊源，如秦国王氏、蒙氏及燕国乐氏。二十四人中，只有八人曾经在将军之外，担任过相职。然而，越是接近战国末期，不兼相衔的将领越多，兼相衔的多半在战国的中期，这个趋势，也足以表示职务的专门化，政府功能的分化。用具体的例子说明，则有齐威王“以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武子为军师”。又如秦人以范雎、蔡泽为相，主谋议；用白起、王翦为将，主征伐。将、相分途，正是因能授官观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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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战国的官名散见各种典籍，例如《七国考》一书“职官”一卷，即收集了为数不少的官号，然而除了可以看出若干与汉代职官名称雷同处以外，现存的史料尚不足重建战国任何一国的政府组织。为此，本文将不列举这些官名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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