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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的运行，有极重要的一个项目，即所谓“品秩”的存在。凡是非制度化的权威，例如父权，其中分工的要求是职务的分配，而不必有一定的品秩。制度化的权威，如君权，则必须用阶级来保证节制和传达命令；如果发展了业绩考核及奖惩升黜的制度，明确的品秩更有必要，此时遂有职务和阶级平行的两套系统存在，以现代的情形解释，科长、科员是职，荐任、委任是阶。封建结构中的爵号，往往即相当于品级。中国古代的封建结构，在五等爵之下，也有卿和上、下大夫、嬖大夫、士之类的差别。春秋郑国的一位贵族，职务是马师，阶级是亚大夫。而且各国的班列似乎也有相当，甚至相等的次序。同样是卿，春秋有一命、再命、三命之分，似乎也是阶级的意义。至于战国，这种职、阶平行的现象更加明显。以楚国的情形说，覆军杀将之功，可以“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山东各国的品秩，大抵沿用卿、大夫、士的旧制。只有秦爵二十等，最足显示品秩的系统化。据《汉书•百官表》，秦爵由一级的公士，逐级到二十级的彻侯，大多为汉代所沿用。其中有一部分爵称，似乎与官名相同，如庶长一类，实正足以说明品秩晚于官职，在发展的顺序上也很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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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地说，战国各国都有将、相分开的趋向，而且越至晚期，这趋势越明显，由此反映战国政府渐渐专门化、系统化；品秩的发达，也是同一趋势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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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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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一 战国时官职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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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战国时期将、相分别时，曾经提到专业化的现象。说到这一点，专业化一词仍可分开两方面讨论，一是能力的专长，一是职务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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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能力的专长。春秋之世，卿大夫既均为贵族，处理的事务又相对的较少繁杂，是以春秋时代的政治人物，着重在原则，例如亲亲尊尊之类；技术性的知识，在春秋之世不甚被人重视。这也就是孔子有一次评论学生能力的背景；季康子问到冉求的能力是否可以从政时，孔子承认冉求很能干，却不认为这是从政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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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季，仍有人以为从政可由在职学习，获得服务的能力和知识。子路曾经推荐子羔为费宰，孔子认为这种作风害了子羔，子路却以为有了人民和权力，治人者根本不必学习。郑国执政子产，对于尹何也采取与子路相同的态度，然而子产则认识到没有专门学识，根本不能从政，如不会用刀的人会被割伤手，也正如美饰必须由缝工裁制；他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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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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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交，墨子或墨子的门徒，对于荐贤举能，已有了明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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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皆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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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比喻，在战国时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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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能授官”是战国非常普遍的观念，说得最清楚的是《战国策》归之于乐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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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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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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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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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能”字，自然指的是做某一件工作的专门能力，与能兵法为将，知治术为相同理。战国时有家家户户藏有“管商之法”的说法，其是否家藏户有，是另一问题，管商之法成为钻研治术的课本，则似乎无甚可疑处。循此线索，《韩非子》中内外“储说”与“说林”，殆也是此类教材；至于《战国策》，则更是游说之士关于揣摩术的笔记手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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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到职务的分别。《周礼》所列治官府的八法中，有讨论官僚组织的“官属”，有讨论区分职权的“官职”，及讨论各部门协调程序的“官联”，三者都针对着职务的分化及配合。一件很有名的个例，则见于《韩非子•二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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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杀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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