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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文官体系具有地区的代表性，能网罗全国的人才，因此在与王权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并不落下风，所以说中国的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一大堆社会菁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留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培养文官制度，中国也同时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否则自从汉武帝打击社会经济势力后，社会上已无足够与王权抗衡的势力，而由国家自己培养出了制衡的力量，这也可说是辩证式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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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官体系在历史上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而因为中国这么大，不管谁来统治，都一定要有一个文官体系来治理，即使外族进来亦有此需要。但倒过来讲，文官体系固然有制衡的作用，但也会造成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享有比他们人数比例为巨大的社会权力。他们既是社会上的菁英，也同时是过分享受权力和过分享受机会的人群。但这批人不是贵族，又不能称之为统治阶级，他们只是社会上层权力边缘的人群，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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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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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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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动在当时已是人所周知的现象，但通盘的研讨似对于全貌更可有所认识。研究春秋现象自非用《左传》资料不可，然而《左传》经纬万端，所包括的人名无虑数千，一一胪列，势在难能。因此本文选择标准将以班固《古今人表》作为依据。班氏表中列名者有一千九百九十八人，区为九等，自上上至下下，按人品列等。其中六百四十八人在鲁隐之前，十三人在秦政统一之后。班氏自然并未尽列古人于表；事实上见于表内的人物大致有事迹可述，否则班氏也无法把他们区为九等。本文既然并不研究人物的道德行为，班氏的臧否褒贬因此并不致影响本文的选样。反之，班氏之表列人物正好可作为研究道德问题以外的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同时，由于这些人大都不是碌碌无成之辈，选样不免犯失之过高的偏差，在本文作为期间比较是可以的，与别的时期或别的社会比较，就不能不顾及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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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中春秋及战国的人物共有一千三百十七人。为求资料来源单纯，易于比较计，只选了其中名字见于《左传》者五百十六人为春秋社会的研究对象，一百九十七人见于战国典籍而时间可考者为战国社会的研究对象。剔除在外的人物包括时间不可考者、妇女及国君。国君未计入社会研究的主要原因系为了国君的社会地位无升沉可言，纵然国君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有得失之时，国君的地位始终是不变的。本文既系社会研究，尤系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之研究，把这一群包括于选样之内似无必要。妇女未被计入，实系由于人数过少难于计算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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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左传》的五百十六人则列入九代，每代三十年，第一年始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最后终于穆公四年（公元前464年），起讫与《左传》相终始。分代标准不能不是硬性而人为的。若某人只见记传一次，其时代较易处理；若见过多次则以其第一次及最后一次之间取其中间数以定其年代；若无确切年代可据为定点者则取其同时代人之年代为其年代。凡此必然引起若干困难，但为标准划一计，少数人物的参差，甚至错列，也难于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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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定凡列表内的人物大率有事迹可述；有事迹可述者，在历史上说来，应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有些人物也可能碰巧阑入，例如偶然被带到一笔的人物，这些人物自然难说有历史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列入研究范围的人数越多，这种阑入人物的数目越接近固定的比例数，其引致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可以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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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方式系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相比较，由其历史性人物的多寡，及在诸群体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增减，以觇见各该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至于春秋的社会群体，以横切面言之，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另有庶人、卜史工商等等，因人数过少只占全部百分之十五，聊备一格而不予讨论。某人由某一阶层升入或降下至另一阶层时，其分类所属仍用原属阶层，借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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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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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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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之属，身隶玉籍，职任亲贵，入参密勿，出总师旅；君位之定，每须咨询贵公子；国际会盟，也通常由身为卿大夫的公子担任折冲樽俎的任务。在附录人名分期表中，第一类即是公子集团。由他们在春秋的作为看来，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有的襄助国政，有的觊觎君位；而在后期则直接有政治活动的公子愈来愈少。这种说法，由于活动的重要性难于以一定尺度衡量，当然显得太笼统。以比较确定的说，未再见公子担任正卿者。同期以下，公子列名于班表的也未见曾立卿族于母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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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集团人数比例和卿大夫及士两个集团对比也显示下降的趋势。自第七期（公元前542年至513年）以后，公子集团的人数比每每在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下。下降的曲线由第二期（公元前692年至663年）即开始，由百分之五十三骤跌至百分之十九点五。由第三期到第六期，比率始终徘徊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间。在第四期时，比率跌落到百分之十，同时期也正好是卿大夫集团上升的时期。这下降的曲线似乎表示公子集团的重要性及活动性随时遽减，政治活动的重心由统治的公室转移入大夫集团。（参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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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与国家间密切联系终止；公子王子不复因其身份自动的获一部分统治权力，正以显示此点。在春秋末世，除楚国外，诸国公子不复是各国的执政者。大多数的公子可能仍得到封邑，衣食可以无虞。但他们处理国事的重要性已不能与春秋初期同日而语。公子集团权力与重要性递衰仅是秦始皇最后废除封建的张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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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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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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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士可能世代是士，也可能是大夫庶孽不能承宗而变为士。士可能在本宗本族服役，也可能被雇于其他宗族。以人数论，士应该超过公子和大夫很多，但是位置卑下，不足称道，史家笔下很少带到。在班固《古今人表》中，第一第二两期不见士的踪迹；直到第三期（公元前662年至633年）以后，士方见于经传。由第三期到第六期间，活动而见于记载的士都只是平平常常的家臣的武士。可是在第七期（公元前542年至513年），士集团包括了一位志在张公室而叛季氏和南蒯。一个邑宰可以据邑称兵，其实力就可想而知了。专诸刺吴王也开了后世战国侠士的风气。第八期（公元前512年至483年）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崛起于士集团。孔子生于士的家庭，少时做过许多“贱事”，但是晚年显然已升入不能徒行的大夫之列。他的弟子替他扬声于天下，死时已成为鲁国的元老，但是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从未超过下层的大夫。孔门弟子中有为家宰的子路，有统率鲁国军队半数的冉有，和他的车右樊迟。他们的出身则都是士。家臣中最成话柄的自是阳虎。他以陪臣执国命，成为鲁国实际统治者达五年之久：鲁国的季氏在他掌握之中，孟氏和叔孙更不必提了。士集团中爬得最高的要算孔子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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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集团在每一期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增加的趋势则显而易见。自第三期开始有士而后，士在每期全人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最后两期则达到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二。不仅士集团在最后二期有上升现象，同时大夫集团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一尖锐的对比暗示部分的权力由大夫转移到士的可能倾向。阳虎和董安于的个例正可补充说明这种一般性的结论。假使士集团和大夫集团重要性的相对地位继续以同一轨迹发展下去，这两条曲线大约可在第九期结束后不久相交。在这个交点应可看到春秋大夫集团的崩溃和士集团的获得优势地位。可惜春秋战国间在《左传》结束之后有一片空白，史阙有间，只好付诸阙如。国史上这一决定阶段就不免成为难答的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