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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甲寅诏书：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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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氏据此以为“四科”即是孝廉的察举标准，纵与永光诏书所列四条不尽一致，却只为了前后衍变而有不同。劳氏虽未明说，显然认为永光诏书也是指明孝廉的察举科目。永光诏书规定丞相御史以此举士，光禄以此每年科第见在郎及从官。虽然丞相是否每年察举，不得而知；由同一诏令光禄须每年考校，可以推知丞相察举也当是每岁举行的。更主要者，自此以后，诏书只书举茂才、贤良、直言等项，未再见专以孝廉为对象者。也许，自永光以后，孝廉成为常科了。孝廉之成为岁举恐怕还是由每年郡国上计的制度发展而来，如《汉书 • 儒林传》载武帝元朔五年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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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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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汉书 • 黄霸传》，记宣帝时张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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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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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吏上京时，大约把察举的名单一并带去，于是孝廉就变成岁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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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是可以即刻进入政府的，而与计吏相偕的那些博士弟子员，也可以算得上一条次要的人才登庸途径。正式的博士弟子员额更经过昭帝由五十人增为百人，宣帝由百人增为二百人，元帝增至千人，成帝增至三千人；郡国并置五经百石卒史。中央的太学，配合上武帝以后郡国仿文翁在蜀所设地方学校，使西汉人才之在郡国者不仅有了孝廉的登庸机构，又有了正式的训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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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结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处的俊杰循规蹈矩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变成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对于任何权力结构，老百姓能否接受是这一结构是否能成为稳定和合法的第一要件；而老百姓中俊杰分子能否有公开的途径被选参加这一机构，则是老百姓愿否加以接受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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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昭宣以后严格实行回避本籍的规定，对地方政府结构上起了根本性的影响。回避本籍在汉代不算新规定，但是武帝以前执行并不严格，韩信、李广、袁盎、朱买臣等等在本籍作长吏的颇不乏其例。据严耕望先生研究，自武帝中叶以后，限制日严，西汉二百八十余任郡国守相的籍贯，绝无例外，都是外郡人。县令县长六十四令，丞尉七任，不但非本县人，且非本郡人。刺史五十一任，其中四十五人籍贯可考，也都不是本州人。仅京畿部分长吏不在此限。地方掾史却照例须用本地人，严耕望先生也作了很彻底的研究，证实顾炎武《日知录》“掾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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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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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吏不及掾史熟知“一方之人情”，长吏的依赖掾史是必然导致的后果，韩延寿治郡的方法，“所至必聘其贤士”及“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即是一个例证。《汉书 • 酷吏传》中的人物，也一样需要掾史的协助，王温舒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余人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其中素行不检的掾史就难免借此聚敛，作威作福。如王尊任安定太守，即曾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而处罚其中贪暴的张辅。《汉书 • 王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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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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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汉书•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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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栎阳令）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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掾史以其接近长吏，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成为察举的对象。文翁在蜀，先从郡县小吏中选拔开敏者，遣诣京师，学成回郡仍为郡中右职，“用次察举”，最后有官至郡守刺史。文翁的设施的后半段，从右职中察举，可说是郡吏与察举两个制度的自然连结。严耕望先生曾列表统计两汉郎吏，其在西汉以孝廉除郎者只有十一人：王吉、王骏、盖宽饶、孟喜、京房、冯谭、冯逡、师丹、班况、杜邺及鲍宣。以下是他们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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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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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骏：以孝廉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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