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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种族奴隶的问题。这是经过外来的征服而引起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与政权、社会形态的改变都有密切的关系。抓一批人手来耕种一些夺来的土地，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清朝初年的圈地。一个旗人分配一块土地，把当地的汉人降为奴隶来耕种；可是清朝并没有将圈地得来的土地转化成牧地，只是收农户的租税。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北族征服王朝进来时，都有人提出建议，要把中国土地转变成牧地，可是这个建议从来没有实行过；如果把这些人的土地拿来养牛养羊的时候，这些人吃什么，而政府的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我曾做过一个计算，一头牛吃的草所用掉的土地单位面积，来除这头牛所供应的粮食，包括奶、肉等，折合成卡路里，与农耕得来粮食的卡路里相比为一比九。因此，如果农地转换成牧地，就有九分之八的卡路里不见了，相当于饿死多少人，又相当于少了多少人当兵纳税？所以北朝时虽有很多外族建议，但没有一次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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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种族奴隶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要外族的俘虏者种田，或是要当地被征服者种田，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拴在一起工作，刚刚说过这个办法不太好；一个就是叫他们自己种，然后完粮纳税。后一办法当然比较好。中国历史上种族奴隶并不少，但是没有发生过像罗马帝国的奴变。罗马的种族奴隶是从欧洲内陆抓来的，都是集体耕作，永远也不会有自己耕作的佃耕。但中国历史上，奴隶地位可以转化，转化的结果使政权和社会的关系也有基本的转化，等到租户变成固定的生产单位以后，国家就很不愿意私人掌握那么多的财富。国家常常与大地主争夺财产和已变成私属的生产者，而希望将大地主属下的私属转变成编户齐民，所以在南朝和北朝都可以看到政府颁布解放奴仆的诏书。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国家需要兵源时，就解放奴仆和部曲。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又要解放奴隶，将地租转变为税收。罗马也有解放奴仆的事实，不过罗马往往是因为主人宗教信仰的关系，或是政府要消灭那一个大的地主或家族，后者遂与中国的现象类似。因为中国不断有国家与大地主争夺兵源、争夺税收的现象，所以中国的大地主始终没有办法达到罗马大地主、美国大地主那样的规模。一旦大地主发展的规模太大，占有人口太多时，就会引起政权的嫉妒，政权会使用种种的理由来毁灭他。政权为了增加自己财源而使国家成为秤锤般的平衡作用，国家公权力常要将大农户里面的租户变成编户齐民，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农业帝国中常见的现象。每一次充公大地主财产时都有许多理由，但基本的共通现象不外是公家与私家争夺劳动力。汉代奴隶制中，有所谓私属，在文献上第一次看到私属的出现是王莽改革的时候。从云梦秦简上较清楚地显示，私属是奴隶过渡到编户齐民的中间阶段，属于主人家户里面，而不能单独编一户，不能离开主人。这个记载使得我们了解汉代奴隶制度本身的转变方向和步骤。有了这个阶段的出现，我们就可以在奴隶制与亲缘团体的两种制度之间连上一个关系；奴隶可以转化为家属里面的成员，但要经过“私属”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变成私属以后就不能随意买卖。另一条秦简上记载，如果家庭里没有家属成员，那么由奴隶中谨良的老仆可以充当家主；后世《三言二拍》里也有以奴隶中优秀者为养子，这点联系上述私属观念，显示奴隶的转变需要经过亲缘化的程序。从这种零零碎碎的考证，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莽改革的特别意义，在于加速奴隶亲缘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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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奴隶制度讲到，虽然中国有奴隶制度，但因为中国选择亲缘性组织，所以奴隶制度很容易转变为符合精耕细作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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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六 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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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耕细作农业下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可以联系到许多政治与社会的课题。首先当讨论中国由精耕细作所造成的社会力。这一社会力是亲缘的地著团体，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上，上述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很强。市场网络虽会因内乱而破裂，但只是破裂成几个小型的网络，等帝国统一的时候，这些小型的网络又可以整合成大的网络。除了社会的稳定性强之外，社会也可以造成跟国家对抗的力量，在长期的结构中，国家权力占了上层的地位，社会权力则占基层地位，国家权力永远无法完全渗透到社会基层里面去；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持要靠社会基层出来的人参与国家权力方可。这种国家常态不是任何粗放农业形态可以相比的，因此在这个常态上，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均衡状态中，最吃亏的就是两者之间的交接点—大地主，因为国家权力第一个要侵犯的就是大地主，而社会力的主力不在大地主。大地主只是暂时凌驾在编户齐民之上，不能长久保持，所以中国的大地主富不过三代，不仅是众子分家的后果，也因为常有灭门之祸。这个现象可以解决我们常常提出来的疑问，自从韦伯谈到资本主义以后，大家往往从伦理、工作意愿等方面去讨论，而疏忽了纯经济的角度。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资产化？在纯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精耕农业的角度来看，资金一方面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一方面是资金长期束缚在小块农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经常需要改良土壤（施肥、灌溉……）以维持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量资金遂没办法转化成别的东西，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单单讨论观念就忘记纯经济的因素。反之，经济行为脱不开观念，所以虽然我们谈的是农业经济、精耕细作，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解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没法完全切开，都要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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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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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七 从资源上看三国的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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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是三国的形势及资源的分布。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国是魏、蜀、吴三个单元，从《三国演义》上，我们看不出这三国资源上的差异，只看见一群人，没看见他们背后所凭借的是些什么东西。魏国是曹操的力量，当时我们称它魏国，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并不是魏，它还是用汉的名称，还是用汉献帝的旗号，号称是汉代的正统之所在。魏国是当时地方最大的，全国有十三个州，魏所拥有的大概有七个半到八个州左右，继承了东汉最大的一片疆域，也是核心地区。可是，在曹操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时，北方中国已经衰败，于是北方中国的人口大量减少。当时的关中，司州、雍州这些地方，大概失去了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今天山西、河北干道上的地区，人口少了一半左右，这些人口流失不是在大乱的时候，在黄巾起事以前，就大量的流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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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流失归纳起来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变冷了。中国有一个很长期的气候变寒的时候，而最寒冷的时候，大概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开始冷是在东汉的晚期。由于气候变冷，北方的民族不易度日，就压到中国境内来，造成了边患。战争不仅使战线上受很大的损害，战线外紧接着战区的地方，也有很大的损害。汉朝本来有个很好的征兵制，在那时因为汉朝政局本身不太好，征兵制濒临破产，于是在靠近战区地方就有许多强征当兵、强拉作伕这一类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天气一冷，也使得北方的降雨量极度的减低，北方的土地，本来就接近干旱，降雨量降低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产就差。所以在北方，曹操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很好的局面，有三分之二的地区，不是人口逐渐减少，就是生产几乎完全停顿；靠近黄河北岸的以及更往北的，几乎一般性的水利系统都被破坏。人口流失，天气干旱，水利系统当然就没用处，造成了生产极度的萎缩。所以，号称七八个州，实际上它的实力并不那么厚实的。而且北方还有一大批流民，本来是难民，后来变成了农民军，就号称黄巾了。黄巾的人数很多，未必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大致上是受饥饿驱迫以致成为流民。不可否认，宗教力量是驱使他们集合在一起的因素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整体讲起来，北方的资源颇为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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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手上的军队，来自不同的地方，很多都是本来的地方长官，带领一些地方保安部队。还有地方上的豪侠、地方上的领袖，也将他们的群众往往以家族系统组织起来，参加了内战。曹操手上，人的资源非常庞杂，人数虽多，可是并不整齐，对他效忠的情形是非常低的，所以曹操能掌握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双方面，并不是真的居于一个压倒的多数。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占了一个正统的位置，在中原所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无形、看不见的资源，是很重要的东西，他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封赏、任命，这是他的敌手们无法抗衡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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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北方的中国，只有几个地区保持相当富足的水平，几个口袋形的地区，分散在五六处而已，并没有什么很强大的市场经济，所以北方地方经济可以说退回到一种自给自足的地区性程度，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市场。汉朝的经济，基本上是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可是汉末有很严重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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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到蜀国，蜀国的地区非常小，只有汉中盆地，加上四川的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里面分成三个地区：一个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它可以由此统摄掌握到现今川边的边界；另外一个是以重庆作中心的巴东河谷，这就是长江流域跟嘉陵江流域合起来的地区；此外则是山地，人口相当少，而且里面有一大批人属于所谓先居民，不是汉人，住在山里面开始接受汉化，但并没有彻底汉化。他们有独立的组织，有独立的文化，汉人的人口就集中在汉中盆地和两个中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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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本来有相当大量的人口，可是在那个时期，户口的编制并不很理想，编制上的人口跟实际人口有相当大的距离，真的人口就我估计起来，大概是两百万人，但反映于户籍上面的，只不过五十万，这个数字是很小的，不足以成为当年汉代一个大郡。但这个地区，战乱比较少，长期繁荣，而且四川是天府之国，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几项重要资源有：盐、农产品，可是缺少武装作战用的马，缺少金属矿产。总的来说，四川的天然资源基本上相当局限，但四川却有另外一个本钱—崇山峻岭，防守起来，相当容易。在对日抗战期间，曾经到四川去过的人大多知道，你从哪条路进去，都要走很长的山路，一路翻过去，才翻得到刚刚讲的三个中心里的任何一个，而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也是崇山峻岭，蜀道艰难。因此地形的崎岖，造成了四川很特殊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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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本来还另外有一个地区可以归它所有，就是今天的汉水流域，也就是小说上所谓的荆州。可是，自从关羽被东吴突袭以后，荆州本部就失去了，只剩有荆州的边缘，以及非常崎岖的山地，就是今天的湖北和四川边界。我小时候在那边走过，可说是穷山恶水，可是它有战略上的价值。蜀汉的前半段，力量很单薄，可是蜀汉的后半段，得到了南征一大片新基地，后来所谓云南、贵州以及部分的广西等地区，就是诸葛亮南征获得的一大块地区，是中国最难走的山地。这里的资源，有在四川没有的东西：金属资源、铜矿、锡矿、铁矿、盐池……，还有滇马。滇马体形虽小却仍可用于作战。大家很难想象，崇山峻岭中能产马。中国西南纵走的山谷，从云南往北一直连到甘肃、青海，这条山谷地带，是南北走向。自古以来，从草原要向南走的话，就得进那条纵谷。草原里，游牧民族可以去，天然的动物，像马、驴子，也可以顺着这条路下去，所以云南就出产滇马，能作战，很耐久，尤其是走山地，可当作载重和长程的运输工具，是很好的工具，所以蜀汉的地方虽小，人口跟北方比也少很多，可是有这几个特殊的优点。再加上刘备刚巧姓刘，和东汉王室真正的关系虽然淡得很，他仍可以理直气壮的号称汉室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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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到东南，东南当时包括孙吴的基地，在早期的时候相当局限。它是长江三角洲加上沿长江下游的各地，和一些湖沼附近的谷地；再一个部分是长江以北的地方，这是东吴最基本的基地，人口却相当多，因为东汉人口的南移，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大概到了公元五六十年之后开始，就有大量人口向南移了。除了汉人南移以外，南方本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因为跟汉人接触，逐渐汉化，采取了汉人的农业，也采取了汉人的习惯，使加入南方的人口变成一个混合体。这样，南方人口不仅数量相当大，而且基本上占据的地区，在当时都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北方在寒冷的时候，南方并未面临此困局，所以虽然地区很小，等于只有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的谷地，以及鄱阳湖附近的谷地，但人口当比蜀汉人口多一倍多，而农业地带的富源更远比曹操手上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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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方面，因为南方正在开发扩张，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地区经济，超越每一个小地区之外，可以说南方经济体系已有相当强大的市场功能。南方矿产品如锡矿、铜矿、铁矿都有，盐要靠沿海的海盐，几乎没有马，可是有很多牛。通水运的航道，是南方一个有利的经济因素，靠河川湖泊的水运，可以有大量的货物来去，甚至可以说，人口移动都是沿着水道进行，这是北方所短缺的有利因素。可是在精神上，南方一无依据，既没有一个天子可以挟在手上号令，又不姓刘，它姓孙，所以南方的号召力因此就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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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讲的形势和资源的分配。基本上看起来，虽然三家的力量，在纯粹的地区上面比，从地图上看来，非常不均匀，但就我刚刚讲的资源分布，截长补短总合起来，就相当匀称，三家可以作三角对峙的对抗。也因此，三家都要争那个交接的地方—荆州，也就是长江中游的地区。曹操要发兵袭取荆州，但刘家还没进四川，就必须与东吴孙家联合兵力来保这个荆州，而等到曹操退回北方了，孙、刘二家之中，刘备取得四川，东吴跟蜀汉之间，又必须争这块地方，这中间的筹码，谁若取得，就可增加一倍半的力量。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那儿互相争战的缘故，这是一般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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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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