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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八 宋以来对外贸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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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大家不怎么注意、教科书上几乎都不提的情况：宋、元、明一直到清朝，我们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长久不断，而且规模庞大。从东南亚进印度洋入东非，长期的贸易、移民，影响很大，没有经过战争。如果没有从五代开始这么多的贸易交往，东南亚不会在宋代出现那么多新的国家。那些国家是今日东南亚国家的基础。中国东南沿海与华南一带，如果没有对东南亚及太平洋一带地区的贸易，不会扭转北方与南方，北强南弱、北富南穷的趋势，南方的富足整个扭转是靠对外贸易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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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所谓四大镇？景德做瓷，佛山打铁……瓷、铁除销售全国以外，很大一部分销到东南亚，甚至中东，更别说销到日本、高丽了。如果没有这些贸易，南方山多、人口量大，如何养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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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延续三百多年，直到鸦片出现才扭转，等到机器生产的欧洲货品输入此区后，才把东西、东南亚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打断。这一大段历史是文化与经济的交流史，对中国及东南亚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没有战争，重塑中国的东南部，重塑整个东南亚，这一重历史因缘的意义多么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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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历史上不写。为什么？我们从清末以后写历史书一直是为了国家的荣辱，灌输民族主义：所谓“汉唐盛世”，我们一直在讲开疆辟土、征服别人的盛事，不讲真正文化的发展，也不注意内部自己的发展。陈寅恪先生说，几千年文化发展至宋为最高峰。他在为邓广铭写的《宋史职官志序》中这么说过。这话是对的。但我们大、中、小学历史书上说，宋朝极弱。实际上宋朝人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是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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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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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九 研究道路系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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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结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因此，中国的扩张，不是面的扩大，而是线的延长。一般人可能以为秦汉帝国的疆域已经远达南海，其实，秦汉时代，在南海政令所及，只是由两湖盆地向南延展的一条线，线的末梢是番禺。道路线的两侧，却还未整合为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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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扩张，随着道路的延伸而进展。以中原与西南的关系而言，第一阶段是由汉中一线联系关中与成都盆地，然后才逐渐发展为几条路线分别将巴与蜀联系于关陇及荆襄。诸葛亮南征，始于开西南夷的路线，发展为一路向今日的云南，一路向今日的贵州，成为由中原—益州干道的延长线。直到今天，西南的少数民族，仍分布于道路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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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分布，即使已呈网状，线与线之间仍有空隙—我们可称之为“隙地”。隙地可能离道路网的主线接近，但因在网状之外，其接受道路网上文化与经济的浸润，可能逊于空间距离遥远，却在网上结构上的另一地点。举实例言之，重庆与宜宾都在道路网的主要路线，两者间文化与经济的相关性，即超越重庆郊外数十里的小县份与重庆的关系。这一隙地的特点，可以解释中国人才与资源的分布，也可以解释中国“地缘政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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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延伸与发展，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上，也有所反映。汉代在边区的治理，不是郡县而是“道”，例如越嶲道、青衣道。“道”正代表开拓的路线。然后始逐渐列为郡县。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道，例如剑南道、淮南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路”（例如广南东路、荆湖北路）。这些地区，幅图相当于后世的行省，或行省中的一部分，但细审其疆域，大都是有一条大道贯穿，或有一个地方性的道路网集结其间。中国的分省制度在元明以后，方形成今天的界线，其分省的原则颇为依照贫区富区相参，使一个省区多少可以自给，而又将战略形胜分别划归不同的省区，使恶吏不能有专擅的力量。元明以后行省制度的改变，一方面有关帝制威权更盛，另一方面则也为了人口渐多，人烟渐密，内地开发已毕，路已成繁密的网路，不再可用线型的交通来规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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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字具有抽象的意义，其渊源当是与“道路”，是所“经由”、“履行”有关。于是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均由道路一义衍生而来。中国文化特重这一“经由”与“履行”的观念，其发展的经过，源远而流长，可能即因为中国文化处于大陆，陆上交通，非经道路不可。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由河流（尤其指黄河）衍生，竟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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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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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〇 形成点与线的城市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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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城，渊源于中国人的筑土围。黄土平原上土质易于挖取，但在“夯”实之后，黄土的墙却又极为坚实，是以土围可以防水，也可以为自卫的工事，建筑不难，而为用则甚可观。是以李济之先生以为筑城是中国人最出色的技能。村寨有墙垣，河岸有堤防，以至一国的国都，必有城墙围绕，由内城而外郭，一圈一圈的围住，以至整个国家可有长垣，而中国人的农业世界与北亚游牧人群之间，也有一条曲折绵延的万里长城，隔断了牧场与农地的中国。今日的大城市，城墙拆剩了城门，聊为纪念物。但是在广东、福建的土楼，仍是筑城心理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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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墙围绕的聚落是地面上的“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则是道路。作为聚落之间的联系，道路将若干孤立的社区结合为一个整体，及至成为更大的政治单位—国家，道路依旧是主要的联系，将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整体。《诗经》的周道，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国语》中讨论一个封国的政治是否良好，君臣是否称职，也可由道路的维修情形加以判断。周代的道路，有行道树，有路标，有行人休息的亭，有夜间投宿的舍。修治道路桥梁，是国家重要的政务。在没有其他通讯设施的时代，驿亭与信使是唯一传信的工具。水运比陆运易行而载运量大，但是河流不是处处能通，也不是时时能通，中国无内海，遂必须发展庞大的道路体系，以凝聚如此庞大的国家。固然西谚有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说法，而地中海的航运，使罗马各地有风帆之利。一苇可航，四通八达，然而水运可以由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海面上没有永久的联线。与水运相比，陆上的道路体系则是一条一条长存的脉络，将各个部分更长久的结合为一体。也许罗马与汉代中国的不同，即在前者易合也易散，后者则结合难，而一旦有了具体而持久的联系脉络，这一整体也就不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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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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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一 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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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建构与网络关系的观点，讨论历史上的分合问题，首先，必须界定系统的意义。一个系统，可能是生物体，机械结构，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社群。本文讨论的是人类历史，因此只以人类社群组合的系统为限，此处以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三个族群体为讨论的主题。政治体系是任何一种确定的权威所统御的团体，政令之所及，即体系秩序的依归。经济体系，是经由交换与分配，一定程度的共有资源。文化体系，是一群人类以共同的观念与价值建立的群体，其认同有时可能超越种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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