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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内部，有巴蜀两个文化传统。蜀人以开明蚕丛的传说为代表，巴人以廪君传说为代表。两个族群的居地以涪江为界。战国时秦国先后灭蜀与巴，四川的资源输入关中，造就了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但是秦治蜀的方式颇为特别，首三次封蜀侯，又三次因蜀侯反叛而诛灭；蜀既有侯，又有蜀相，却又有蜀国守，这种措施颇有汉代在通西南夷后既设郡又有西南夷君长的情形。揆之后世羁縻少数民族的方法，秦在当时也不过做到羁縻而已。在汉时，四川始逐步为中国体系吸纳。汉兴，改雍州为凉州，梁州为益州，建立了益州的行政区。高帝六年分巴置广汉郡，武帝又两割蜀犍为郡，郡数增加与开发的程度相应。桓帝时，巴郡士民有分巴的建议，至汉末始分巴为二郡，刘璋又分巴为三郡。蜀郡分出广汉郡后，武帝元光四年置蜀郡四都尉，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牁郡，二年分牂牁置益州郡，六年以广汉西部、蜀南部为越嶲郡，北部冉駹为汶山郡，邛笮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都尉，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置北部都尉。武帝时的四川行政区划屡有更张，自然与通西南夷的事有关，四川也就进一步的与内地有了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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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于是汉人大批移入四川，赵人卓氏、山东程氏以迁虏入蜀。东汉末年，中原扰攘，又有南阳三辅的人口入川，当是第二批大移民；这批东州士，成为刘璋割据四川的本钱。成都开发甚早，未为秦灭前，蜀国的首都即在此地，但《盐铁论》列举天下名城，未见成都在内，至王莽时，天下五大都市，设有五均，成都遂与长安、洛阳、临淄、宛同列。《汉书 •地理志》在县下列户口数字者不过十处，有户有口的是长安、左冯翊的长陵、右扶风的茂陵、颍川的阳翟及傿陵；有户无口的是河南的洛阳、南阳的宛、蜀郡的成都、鲁国的鲁、楚国的彭城，成都有户七六二五六户，仅次于长安（八○八○○户）而居第二！如果这个数字也属元始二年版籍，则公元二年时，四川的中心地区的经济，已可与核心区的地位相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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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中国地区西南的枢纽，而成都平原即可称为一个区域性副中心。四川盆地本身颇有等级的差异，巴不及蜀，盆地内部的资源集中在成都已不待言。《华阳国志》所谓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后半句指成都平原水利发达，四川天府，自然以成都为精华；前半句则指井盐的利源，及冶铸的铜铁器用。秦迁民之中，卓氏来自赵，程氏来自山东，赵地的冶铁技术，在先秦已为一时之冠。到了四川，他们不仅固山冶铁，而且挟其技术及经验，也参与了汉初铸私钱的活动。据《华阳国志》，临邛有很好的铁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又云：“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赀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汉禁私钱后，冶铁仍为四川的重要产业。汉代四八处铁官，在四川的有四处，蜀郡的临邛、犍为、武阳及南安。四处之三都在通向少数民族居地的交通线上，不是偶然的安排。于是南中西徼的资源也一样集中在四川。卓氏和程氏冶铸、货卖的对象应是“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太史公认为巴蜀的殷富，不仅“地亦沃野，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而且“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兼具物产及转口的双重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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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六 汉代四川的核心区与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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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地区的地形言，蜀郡地势平坦，又有灌溉之利。相对而言，巴郡已在四川盆地的边缘，但仍有几条大河的河谷，其重要性及开发性当次于蜀郡。广汉与汉中地处关中入川的要道口，但大道之外，山陵阻阨，是以大道所经固可为蜀郡的延长，此外则至多为外围而已。犍为在南下大路上，这是川陕大道的延长线，重要性又差一等。由蜀郡向西，又是崇山峻岭，至多只是边陲而已。在蜀郡的核心区，城邑繁凑，市集棋置，王褒的《僮约》，虽是游戏文字，但俳谐的文句也必有其当时的现实情况为背景。《僮约》中有一段描写四川境内贸易，“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纺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雒，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詈。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从这一段文字寻索，由成都交通及贸易的地点，船运可由成都平原的湔水经运河入沱江，下驶江州，到达巴郡，以刀矛为贸易物品，可以南下益州市易牛羊。这是两条远赴外围及边陲地区的贸易路线。在成都平原附近可到绵竹的绵亭买席，到武阳买茶，两地俱距成都不远，却也不在成都平原上。“都”指新都成都广都，雒指洛水附近，此地有雒与繁二地。这一带即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区了，有市聚，有小市，有旁出的支线。稍为贵重一点的化妆品，即需由负贩从市集转贩入小市，而回程则收购纺织的原料（枲），犬鹅荷花及荷叶都是负贩运销的商品。这一个商业行为繁忙的中心区，大率也不过以一百公里为直径的地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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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至少可分几层：平原为本区的核心区，广汉与犍为两郡邻接核心的一圈外围，巴郡、汉中及广犍的其余部分为更大的一圈外围，而南中及西徼为边陲。水陆交通路线中，北上关中的一线是联结中国体系核心区的干道，经汉水通南阳的一路是辅助线，三峡则顺流东下易而溯江西上难，未必有很大的作用。由成都平原向西向南的路线，则是联系边陲的道路。于是四川一地也有一束树枝形的网路，联系中心外围与边陲，同时却又赖栈道与中国体系相联。成都平原成为西南部的副中心，正如关中是西部的副中心，淮上以彭城为中心是东南部的副中心，荆州为南方的副中心，中国体系依靠这些副中心的中继，遂得以融合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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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七 汉代四川人才的分布与道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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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史料有限，对经济关系作量化分析几乎不可能。因此本文将借人才—“人力资源”的分析作为指标，分析四川各地的发展差距。《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了，该书对巴蜀、汉中、南中分区叙述，有不少郡县列有“大姓”、“冠冕”、“四姓”之类的姓民。这些大姓有的是当地土著豪强的后代，如南中的焦雍娄爨，但秦汉世迁民的后代可能更多，如江阳的王董张赵、魏赵先周，及阆中的三狐五马，大半是三晋的旧族。除大姓以外，《华阳国志》也胪列各地名贤，这些人几乎全是在中央或在地方担任官职的人物及其家属，此处可以称为缙绅。大姓与缙绅可分可合，有的大姓出过缙绅，有的未出过；有的缙绅属于大姓的姓氏，有的缙绅则不出于当地的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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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观察大姓与缙绅的地理分析，可以就数点分析。第一，三巴地区郡县有大姓的是江州、枳县、临江、平都、垫江、鱼腹、南浦、阆中、朐忍、南充国、安汉及汉昌。蜀地有大姓的郡县是成都、郫县、繁县、江原、临邛、广都、雒县、绵竹、什邡、新都、郪县、广汉、德阳、武阳、南安、僰道、牛鞞、资中、江阳及汉安。汉中有大姓的是牂牁、鄨县、同乐、朱提、永昌及兴古。这些县大致都分布在陆路交通路线及河谷地带与平原富庶的地区。反过来说，没有大姓的郡县，大致都在偏僻的地区，如汉中的东南角与西北角，都远离川陕交通线。在三蜀地区，只有西边和南部的郡县没有大姓。在三巴地区，东边郡县没有大姓。在南中则只有交通线上的郡治所在有一些大姓。大姓之所在，当可作为汉人移民所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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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华阳国志》叙述地方大事，若干大姓常是其中主角。例如桓帝时巴郡的掾吏与缙绅联名请求分巴郡为二，署名者的姓氏与各县大姓若合符节。这些大姓亦因此往往为察举征辟的主要来源，缙绅与大姓也由是而可能重叠。不过，也有些大姓未曾有过名贤。《华阳国志》的先贤后贤与先汉以来士女，列举益梁诸州的著名人物（亦即缙绅层），大率出于二七处：南郑，梓潼、涪县、成都、郫县、江县、江阳、庆都、广汉、新都、绵竹、雒县、什邡、郪县、德阳、武阳、资中、南安、僰道、阆中、安汉、江州、垫江、临江、汉昌、南充国、永昌、同乐。这个名单与前节有大姓的四十四个县分名单相比，少了三分之一。有名贤的县，当可视为已有人力资源流向中国体系，则较之未有名贤的县份，又更进一步的属于中国体系了。审察这些县份的地理位置，几乎全是在交通路线上及成都平原上。名贤出现的时间，也显示相当有趣的迹象；汉中南部的名贤早在西汉即已出现，梓潼的名贤于两汉之际即开始出现，成都的名贤人数多，而且出现最早，郫县的名贤也在西汉即已出现。南郑、梓潼都在由关中至益州的大道上，为入川必经之地；成都与郫县则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这几处名贤出现较早，代表其纳入中国体系为时最早。相对的，南充国的焦氏，在蜀汉至晋，四代有名，同乐的名人爨氏也在蜀汉以后出名，则表示这几处纳入中国体系最晚。不过，永昌与同乐的地方大姓与名贤相叠的现象，当归之于当地土豪的垄断政治权力。这是边陲地区的特色，不能与成都地区名贤不必出自大姓的情形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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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有些大姓不出名贤，而不少名贤的姓氏不在当地大姓之列。在《华阳国志》列出的一百零八个姓氏中，这两类各占二十八个。不出名贤的大姓，大致分布在益州南部与东部，而不在大姓的名贤集中在三蜀的腹地。前者不见于汉中，后者不见于南中。这一个分野的意义，可能由于不出名贤的大姓只是地方豪强，而不在大姓的名贤则只能在教育文化水平最高、中国体系已充分建立的地区始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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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三点综合言之，益梁两州大姓与名贤的分布情形应符合前文讨论的地方区划。川陕大道及成都平原是中国体系充分建立的地区，成都也是中国西南的副中心。三巴郡以及入南中的两条大路，则是由成都辐射的延长线，可说是中国体系的外围。南中与西边东边都是边陲。以上的等级可由树枝形交通网为主要线索。由副中心外延的交通线，只是支线，联络的地方在中国体系内的地位，也就以序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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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八 汉代网络中的核心、边陲与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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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主要交通网由关中为中心，有五条路线向四方辐射；由中原为中心，也有六条路线向四方辐射。整个交通网是一个双中心的结构。长安与洛阳两个中心间则有三条平行的道路贯穿其间。关中是政治中心，中原是文化与经济的中心，中原一带，在洛阳与鲁国之间，名都毗邻相接，道路纵横交午。人口多，腹地大，其核心区的重要性，不是关中以帝国都城的地位可以比拟。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迁就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核心区扩大与成长的潜力。是以东汉的关中，无复为两个中心之一，只能当作一个区域性的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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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核心地区辐射的路线，又往往分为几节，离中心地区稍近的一段，主要功能为联络区域性中心与核心区的交流，如汉中与成都，如邯郸，如彭城，如南阳，甚至如东汉的长安，都属此类。各条交通线的末梢则伸入边远地区吐纳边陲的资源外，兼有开拓与国防的功能，如蓟，如太原，如会稽，如河西四郡，如长沙，都属此类。是以汉代交通网上实有三级区分：核心区是全国的中心；次之则为区域性的中心，可称为核心区的外围；更往外走则是边陲地区，有些早期的边陲，如吴会，如蓟州，在东汉时则已开发为外围了。同时，核心区也在扩大，东汉的核心区，包含南阳、汝南，超越了原有核心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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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交通工具，陆路以车乘为主，是以道路所经，不是平原，便是河谷走廊。山路崎岖，车行不宜，众流横截，也不便行人。中国的地形，山地不算少。黄河下游，播为九河，是漫流的地带，旧日云梦大泽及大野诸泽的遗迹，在汉代比今日为显著。因此，在道路干线的近侧，竟往往有开发程度甚差的隙地。举例言之，太行山区夹在两条干线中间，却是山胡，甚至羌人活动的地区。山东半岛的沂蒙—鲁山山区，南阳一线两侧的伏牛—荆山及大洪山—桐柏山山区，太行山以东平原至渤海间的冲积平原，均是本文所称的“隙地”。木村正雄以为中国农业区有第一次及第二次农地之分，第一次农地不需依靠水利，第二次农地则借人工灌溉工程为主要耕作条件。这些地区开发为农业区，人工水利灌溉诚属必要。木村的定义，有助于说明密迩交通要道的地区，何以有这种发展较差的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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