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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八年，中国在战场上，损失了二千万个生命。然而，在飞机轰炸下丧生，在负伤不治后死亡的，在千里跋涉中冻饿而死的，在食粮不足营养不良的环境下病死的，更不知有几个两千万。我今天还记得，大轰炸后挂在树上的半个肢体，还记得婴儿还搂在胸前而母亲的头部已炸得不知去向的景象。我今天还依稀听见，日本飞机低飞扫射时，满船老弱妇孺的惊呼和哭声；我今天也还闻得到，身旁倒下去的人的血腥。我今天也还看得见重庆在大火中燃烧，万县只剩下瓦砾，沙市的江岸遍处是漂浮的死尸。许久，许久，我在月明之夜还会牙齿打战；许久，许久，我听见救护车的啸声，还以为又是凄厉的警报。然而，这一切却不过是当年一个小孩子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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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孩没有亲眼见到南京四十万中国人被集体屠杀。他也没有亲眼见到孕妇被破腹，婴儿挑在枪尖上。可是，有别人的见证，有记者的摄影做见证，有日本军人的自白做见证。此外，还有成百的城镇，和成千的乡村，日本人也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但是，今天日本的教科书上只说在南京有几万中国的军队战死，只说若干中国的平民在战线附近死亡！今天，自己承认犯了侵略罪行的日本军阀，自己承认纵容部属滥杀中国平民的日本将领，他们的认罪书还留在国际法庭的记录里，而他们的姓名已进了靖国神社。在日本未来的教科书中，这些军阀不再会是战犯，将是为国牺牲的英雄。日本的侵略战争，将成为“亚洲人”争独立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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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八年抗战后，民穷财尽，精疲力竭。刚进行十年不到的建设工作，在八年的抗战中毁损殆尽。长长的八年，把有志气的人拖疲了，把有操守的人拖垮了，把民心士气拖散了。于是，八年之后，又有五年内战，又有多少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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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读历史的人，深深知道将过去交给历史，把未来留在人间。只是，八年抗战，在今天的史书上竟如此难得见到。日本人要改记录；英文的第二次世界战史，只有薄薄几页提到中国的战争；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充分地报导这一段血泪的挣扎。在美国及欧洲，为了讨论希特勒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罪行，已有几十本著作问世。不久华府将有专设的纪念堂，提醒世人，不要再让狂热分子有杀害无辜的机会。每年广岛核爆的周年，都有新闻纪念当日无辜死亡的日本平民，然而，“七七”已被大家忘了。多少年来，连中文报纸也难得一提“今天是七七”。然而，“今天是七七”！在我这一代老去后，也许没有人再记得“七七”，再记得那辛苦的八年，再记得那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战争。几千万冤魂的血光，竟不能在世上留下“七七”两字。然而，“今天是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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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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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四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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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在民国初年曾发表过一篇《中国史叙论》，作为中国通史的纲领。在叙论中，梁将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三段，兹摘录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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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而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于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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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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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曰，此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长乎？曰，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惟因此时代太长之故，令读者不便，故于其中复分为三小时代焉。俟本篇乃详析之，今不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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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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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分期，以种族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主要政治形态。本文将借梁氏分期，稍作修正补苴，以明中国史演变的几个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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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起点，在考古学上，当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已不是由中原发源，而逐渐辐射到四方的局面。虽然以今日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时间，仍以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为较早。但是，东方渤海边，南方长江三角洲，西边关中以至陇右，长江中游三峡以下，以及北方的草原上，都各有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其个别文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并非由中原文化的余润波及。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由于长期的交流与接触，中国各地方性的新石器文化，逐渐趋于一致。由其异处而言，各地的文化仍各有特色。由其同处而言，任何两个邻近文化之间的差异已难有界限。自东徂西，自北徂南，中国各地的文化差别，由此端到彼端，仍有极明显的差别，然而在任何一条横纵延线上，找不到明白可认的分界点。因此，二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在未能确立各个地区文化的特点时，曾有龙山型文化的通称，以描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面目。其实若以若干共同特征的出现而有龙山型文化的命名，则各地晚期的新石器文化的确具有可以称为原中国型的共同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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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石器文化基础上涌现的殷商文明，无疑已是明白可稽的中国文化，其特点例如：食物为黍稷与粮米为主，衣有纺织品，住为夯土与木建构相结合的建筑，青铜器由新石器时代烧窑技术发展而来的礼器传统，宗教是以巫为中心的天人相通，社群以亲属群为核心，并由此发展为祖灵的崇拜，文字是中国特有的文字系统，其来源可以上溯新石器时代的陶文符号等。凡此，都是后世中国文化特质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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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文化之成为中国文化，当在中国地区主要人口发展了成群的共同意识之后。殷商的国家仍视别的群体为外人，仍是种种的敌对团体，殷商的“帝”，也未脱宗神与部落神的特征，只有殷人可以崇拜与祖灵相通的“帝”，也只有殷人会蒙受上帝的降福。殷商国家逐步扩大，自然也将殷商文化圈相应的扩大，而包容了其邻近的文化群。殷代“新派”的祭祀，其对象不再局限于殷人的祖灵及原有的若干自然力。这一番扩大，毋宁是走向普世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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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将宗教信仰推向普世化的工作，当在殷周交替之际完成。周人伐商成功，将“天”的威灵，赋予了道德的裁判权，周人拥有天命，因为上天降监，在各邦中选择了周人为中国的统治者。天命唯德是亲，是以天命靡常，甚至受天明命的周人，也必须时时警惕，不得失德，以致失去了天命。周人的天命论加上由外婚制建立婚姻关系，周人可以包容与接纳所有的外族。周王众建亲戚，作为周人秩序的藩屏；这些封建网中的诸侯，也多与当地原居民发生婚姻的关系，也一样包容与接纳各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在周人的诸侯圈中，文化的二重与多重性，不但容忍原有文化的存在，而且开启了文化融合的机缘。由此形成的华夏文明，继承了前世，也融铸各文化为一体，以天命为普世文化的基础，以周人的封建，扩大亲属为普世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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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列国交争，普世的文化却未因交争而削弱。一方面，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四周扩散，甚至将问鼎轻重的荆楚也卷入了华夏文化圈。另一方面，各国政治体制一步一步摆脱亲属血缘的约束，走向以王权与官僚组织为基本形态的新国家，其普世性格也因此日益加强。孟子所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表现的意识是期待普世秩序的一元化，儒家的意志，由敬天法祖，而变为仁与孝，而发展为仪与礼，也一步一步将普世的天命，推向普世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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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以秦统一天下，作为“中国之中国”的完成；其实，秦汉帝国四百年的融铸，才终于将“中国之中国”完成了最后的定型。中国是一个普世的秩序，由一个普世的文化笼罩，政权由天命获得合法性，也由天命约束而为规律。文官因察举而来自全国，经济由精耕农业及市场交易而纳入同一个全面的系统，儒家的人文精神，辅以道家的自然，肯定了这个普世秩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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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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