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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五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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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中国”，其初萌正在“中国之中国”已是完备的时期。匈奴与西域固然已使中国不能自外于东亚异质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但是这两个文化圈本身的威力不大，未足以歆动中国的普世文化，而且，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反而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中国普世文化的危机，不在萧墙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普世文化的文化传承者，原本是古代出现分化的祝宗卜史，转化为战国时代的士，再转化为汉代的儒生，儒生是政权的官员或其候补人，也是正统意念的代言人。学术正统地位，便不免于学术的繁琐化及思想的教条化。学统与政统合一，造成道统与法统的观念，也导致文化传承者自居为“贵族”的统御地位。普世文化逐渐使普世政治秩序（普世帝国）仰仗后者的政治权力，以维持其意念上的独尊与专断。这样的普世文化，当然失去了继长增高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中国普世文化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其文化传承者（儒生）之中，原有以理性界定理想秩序的传统。于是此辈遂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则采取抗议的行动，或则提出怀疑的质难。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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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中国”的登场，须在东汉崩解之后。一方面，各种外族入侵，造成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颠覆了原有的普世帝国；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更使中国原有的普世文化也面对严重挑战。经过南北朝的中古初期，普世帝国经过修正而重现为隋唐的秩序。充其实际，五胡入中华，也多多少少均接受了中国普世帝国的意念，因此在隋唐的中古后期遂得第二世普世帝国。然而，自从三国以后，迄于明清，其实中国的普世帝国，未能再回到第一次帝国时代的单质性，三国南北朝及五代时，固然中国都有多个政治单位并峙，即使在号称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中国天子也有天可汗的名号，而突厥回纥，也力足以与中国抗衡。宋代则与辽、金、蒙古、西夏、大理同时各占有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拥有皇帝的名号。明代始终有蒙古及女真为对手，清代则以两元体制兼抚中国及蒙藏地区。而中国的外面，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列国，虽在中国文化秩序的边缘，在政治上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中国体系（其中，三韩虽有不短的时期，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秩序的一部分；实质上则终究是独立的客体）。因此，梁启超公认为中国实已是亚洲的中国，可谓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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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佛教与儒家意念由相激相荡而至融汇消化，表面上中国又回到中国之中国的一元，事实上则释老相合为一橛，儒家为另一橛，中国的文化意念遂长为两元的。至于伊斯兰教、尼斯特里派景教以至蒙藏的喇嘛教，也使中土儒家，面对多种的挑战，只是这几家均未能如大乘佛教之分庭抗礼而已。梁启超公所谓“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之语，也未必全然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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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者，仍以儒生为主流，社会流动性较强，经济仍以精耕农业及市场网络为其特色。于是，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份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中国人的心态，与实际角色脱节一千多年而不自觉、不自知；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当归因于人文普世文化的涵盖太强，以至中国人不能发觉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也当归因于政治上普世帝国并无明确的主权观念，边界也极为模糊，九服的同心圆，足以安置任何政治单位。因此，“中国之中国”竟长期遮掩了“亚洲之中国”；中国政治体制中，遂有种“朝贡”与“抚夷”的观念，以自欺自娱。如以艾力克生人格成长的阶段论考察，中国的华夏文化性格，因其涵盖性之广博，遂不能更进一步，使中国人学习与中国同侪平等相处之道。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未来言，是喜剧？抑是悲剧？颇难有一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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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六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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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中国”的阶段，梁启超公置之于乾隆末年，自然是以海通为断代的据点。实则这一时代的起点，也未始不可更往前进。以世界史的角度看，欧洲的大开拓，当由15世纪新航道的开辟为一纪元。在中国的明代，太平洋已是黄发儿行船走马的舞台，国际性的海盗活动，纵横三大洋，中国沿海的倭寇及此后欧人的分占南洋，都不过是这一长期活动的绪余。日本卷入这个漩涡，也当上溯到16世纪。利玛窦以下耶稣会士，不但带来了天文历算，也带来了西方火器及西方科学。明代为此实际曾有过一次小型的科学革命；其余波所及，甚至可包括明末清初诸贤的观念，也毋宁为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新思潮开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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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以后，中国原有普世文化的自我投射，终于显露其虚弱而不能适应的缺陷。中国若在“亚洲之中国”的阶段，即能发展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平等共存的心态，也能发展对其他文化体系的尊重与认识，则中国在进入多国多文化的世界时，大致不必如此张皇失措，因为心理上一无准备而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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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败之余，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才认真的体认到国家主权的意义，也才明白了列国相处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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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悲喜剧总是弄人不尽。今天的中国人终于体会了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也体会到在人类缔造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不过占了一席而已。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在急剧的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会，已势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今日世界事实上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这是一个辩证式统一；中国过去在“中国之中国”阶段，以人文精神为主导意念发展为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在下一阶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悲喜剧，将又可为今日世人历史发展作为借鉴。梁启超公“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一语，实为智者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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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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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七 文化体系盛衰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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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找寻的轨迹；大致言之，一个文化体系的内部，须有若干基本观念的价值存在，也须有一群知识分子担任承先启后的工作。两者在发展过程中，自有其盛衰，于是也就影响了该文化的活力及生机。文化体系发展到极盛时，体系之内必有最得势的知识分子及最发达的观念；在别无对手挑战时，盛极势必走向僵化，僵化导致衰败，这是一系列辩证式的发展模式。此时，外力的干预，即可诱发文化体系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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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扩张其影响圈的潜力，一旦发展到极限，两个或多个体系因接触而互有影响，此时，内部已显衰落的体系，遂不能抵抗另一体系的影响；于是有两个体系融合为一个体系的新内容，甚至构成新的文化体系。相对来说，内部发展尚未盛极将衰的文化体系，则未必深切的感受到另一文化体系的影响力。文化体系的接触逐步融合，中古时代是若干次两个文化体系的融合，近古以后则是世界主要体系的大融合。这是体系之间接触与交融的大势，不仅使个别体系内部的基本观念不断修正，而且经历这一过程，逐步构成世界性的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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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个别文化体系的线性辩证发展，配合体系之间互相刺激与启发的经历，人类的文化遂呈现不变中的变化、复杂中的单纯，在多元合流时，却也保持了各文化可识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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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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