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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五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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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中国”,其初萌正在“中国之中国”已是完备的时期。匈奴与西域固然已使中国不能自外于东亚异质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但是这两个文化圈本身的威力不大,未足以歆动中国的普世文化,而且,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反而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中国普世文化的危机,不在萧墙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普世文化的文化传承者,原本是古代出现分化的祝宗卜史,转化为战国时代的士,再转化为汉代的儒生,儒生是政权的官员或其候补人,也是正统意念的代言人。学术正统地位,便不免于学术的繁琐化及思想的教条化。学统与政统合一,造成道统与法统的观念,也导致文化传承者自居为“贵族”的统御地位。普世文化逐渐使普世政治秩序(普世帝国)仰仗后者的政治权力,以维持其意念上的独尊与专断。这样的普世文化,当然失去了继长增高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中国普世文化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其文化传承者(儒生)之中,原有以理性界定理想秩序的传统。于是此辈遂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则采取抗议的行动,或则提出怀疑的质难。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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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中国”的登场,须在东汉崩解之后。一方面,各种外族入侵,造成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颠覆了原有的普世帝国;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更使中国原有的普世文化也面对严重挑战。经过南北朝的中古初期,普世帝国经过修正而重现为隋唐的秩序。充其实际,五胡入中华,也多多少少均接受了中国普世帝国的意念,因此在隋唐的中古后期遂得第二世普世帝国。然而,自从三国以后,迄于明清,其实中国的普世帝国,未能再回到第一次帝国时代的单质性,三国南北朝及五代时,固然中国都有多个政治单位并峙,即使在号称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中国天子也有天可汗的名号,而突厥回纥,也力足以与中国抗衡。宋代则与辽、金、蒙古、西夏、大理同时各占有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拥有皇帝的名号。明代始终有蒙古及女真为对手,清代则以两元体制兼抚中国及蒙藏地区。而中国的外面,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列国,虽在中国文化秩序的边缘,在政治上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中国体系(其中,三韩虽有不短的时期,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秩序的一部分;实质上则终究是独立的客体)。因此,梁启超公认为中国实已是亚洲的中国,可谓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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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佛教与儒家意念由相激相荡而至融汇消化,表面上中国又回到中国之中国的一元,事实上则释老相合为一橛,儒家为另一橛,中国的文化意念遂长为两元的。至于伊斯兰教、尼斯特里派景教以至蒙藏的喇嘛教,也使中土儒家,面对多种的挑战,只是这几家均未能如大乘佛教之分庭抗礼而已。梁启超公所谓“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之语,也未必全然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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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者,仍以儒生为主流,社会流动性较强,经济仍以精耕农业及市场网络为其特色。于是,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份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中国人的心态,与实际角色脱节一千多年而不自觉、不自知;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当归因于人文普世文化的涵盖太强,以至中国人不能发觉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也当归因于政治上普世帝国并无明确的主权观念,边界也极为模糊,九服的同心圆,足以安置任何政治单位。因此,“中国之中国”竟长期遮掩了“亚洲之中国”;中国政治体制中,遂有种“朝贡”与“抚夷”的观念,以自欺自娱。如以艾力克生人格成长的阶段论考察,中国的华夏文化性格,因其涵盖性之广博,遂不能更进一步,使中国人学习与中国同侪平等相处之道。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未来言,是喜剧?抑是悲剧?颇难有一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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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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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六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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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中国”的阶段,梁启超公置之于乾隆末年,自然是以海通为断代的据点。实则这一时代的起点,也未始不可更往前进。以世界史的角度看,欧洲的大开拓,当由15世纪新航道的开辟为一纪元。在中国的明代,太平洋已是黄发儿行船走马的舞台,国际性的海盗活动,纵横三大洋,中国沿海的倭寇及此后欧人的分占南洋,都不过是这一长期活动的绪余。日本卷入这个漩涡,也当上溯到16世纪。利玛窦以下耶稣会士,不但带来了天文历算,也带来了西方火器及西方科学。明代为此实际曾有过一次小型的科学革命;其余波所及,甚至可包括明末清初诸贤的观念,也毋宁为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新思潮开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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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以后,中国原有普世文化的自我投射,终于显露其虚弱而不能适应的缺陷。中国若在“亚洲之中国”的阶段,即能发展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平等共存的心态,也能发展对其他文化体系的尊重与认识,则中国在进入多国多文化的世界时,大致不必如此张皇失措,因为心理上一无准备而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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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败之余,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才认真的体认到国家主权的意义,也才明白了列国相处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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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悲喜剧总是弄人不尽。今天的中国人终于体会了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也体会到在人类缔造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不过占了一席而已。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在急剧的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会,已势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今日世界事实上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这是一个辩证式统一;中国过去在“中国之中国”阶段,以人文精神为主导意念发展为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在下一阶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悲喜剧,将又可为今日世人历史发展作为借鉴。梁启超公“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一语,实为智者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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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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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七 文化体系盛衰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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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找寻的轨迹;大致言之,一个文化体系的内部,须有若干基本观念的价值存在,也须有一群知识分子担任承先启后的工作。两者在发展过程中,自有其盛衰,于是也就影响了该文化的活力及生机。文化体系发展到极盛时,体系之内必有最得势的知识分子及最发达的观念;在别无对手挑战时,盛极势必走向僵化,僵化导致衰败,这是一系列辩证式的发展模式。此时,外力的干预,即可诱发文化体系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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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扩张其影响圈的潜力,一旦发展到极限,两个或多个体系因接触而互有影响,此时,内部已显衰落的体系,遂不能抵抗另一体系的影响;于是有两个体系融合为一个体系的新内容,甚至构成新的文化体系。相对来说,内部发展尚未盛极将衰的文化体系,则未必深切的感受到另一文化体系的影响力。文化体系的接触逐步融合,中古时代是若干次两个文化体系的融合,近古以后则是世界主要体系的大融合。这是体系之间接触与交融的大势,不仅使个别体系内部的基本观念不断修正,而且经历这一过程,逐步构成世界性的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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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个别文化体系的线性辩证发展,配合体系之间互相刺激与启发的经历,人类的文化遂呈现不变中的变化、复杂中的单纯,在多元合流时,却也保持了各文化可识别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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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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