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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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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曰，此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长乎？曰，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惟因此时代太长之故，令读者不便，故于其中复分为三小时代焉。俟本篇乃详析之，今不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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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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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分期，以种族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主要政治形态。本文将借梁氏分期，稍作修正补苴，以明中国史演变的几个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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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起点，在考古学上，当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已不是由中原发源，而逐渐辐射到四方的局面。虽然以今日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时间，仍以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为较早。但是，东方渤海边，南方长江三角洲，西边关中以至陇右，长江中游三峡以下，以及北方的草原上，都各有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其个别文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并非由中原文化的余润波及。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由于长期的交流与接触，中国各地方性的新石器文化，逐渐趋于一致。由其异处而言，各地的文化仍各有特色。由其同处而言，任何两个邻近文化之间的差异已难有界限。自东徂西，自北徂南，中国各地的文化差别，由此端到彼端，仍有极明显的差别，然而在任何一条横纵延线上，找不到明白可认的分界点。因此，二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在未能确立各个地区文化的特点时，曾有龙山型文化的通称，以描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面目。其实若以若干共同特征的出现而有龙山型文化的命名，则各地晚期的新石器文化的确具有可以称为原中国型的共同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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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石器文化基础上涌现的殷商文明，无疑已是明白可稽的中国文化，其特点例如：食物为黍稷与粮米为主，衣有纺织品，住为夯土与木建构相结合的建筑，青铜器由新石器时代烧窑技术发展而来的礼器传统，宗教是以巫为中心的天人相通，社群以亲属群为核心，并由此发展为祖灵的崇拜，文字是中国特有的文字系统，其来源可以上溯新石器时代的陶文符号等。凡此，都是后世中国文化特质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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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文化之成为中国文化，当在中国地区主要人口发展了成群的共同意识之后。殷商的国家仍视别的群体为外人，仍是种种的敌对团体，殷商的“帝”，也未脱宗神与部落神的特征，只有殷人可以崇拜与祖灵相通的“帝”，也只有殷人会蒙受上帝的降福。殷商国家逐步扩大，自然也将殷商文化圈相应的扩大，而包容了其邻近的文化群。殷代“新派”的祭祀，其对象不再局限于殷人的祖灵及原有的若干自然力。这一番扩大，毋宁是走向普世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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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将宗教信仰推向普世化的工作，当在殷周交替之际完成。周人伐商成功，将“天”的威灵，赋予了道德的裁判权，周人拥有天命，因为上天降监，在各邦中选择了周人为中国的统治者。天命唯德是亲，是以天命靡常，甚至受天明命的周人，也必须时时警惕，不得失德，以致失去了天命。周人的天命论加上由外婚制建立婚姻关系，周人可以包容与接纳所有的外族。周王众建亲戚，作为周人秩序的藩屏；这些封建网中的诸侯，也多与当地原居民发生婚姻的关系，也一样包容与接纳各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在周人的诸侯圈中，文化的二重与多重性，不但容忍原有文化的存在，而且开启了文化融合的机缘。由此形成的华夏文明，继承了前世，也融铸各文化为一体，以天命为普世文化的基础，以周人的封建，扩大亲属为普世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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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列国交争，普世的文化却未因交争而削弱。一方面，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四周扩散，甚至将问鼎轻重的荆楚也卷入了华夏文化圈。另一方面，各国政治体制一步一步摆脱亲属血缘的约束，走向以王权与官僚组织为基本形态的新国家，其普世性格也因此日益加强。孟子所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表现的意识是期待普世秩序的一元化，儒家的意志，由敬天法祖，而变为仁与孝，而发展为仪与礼，也一步一步将普世的天命，推向普世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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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以秦统一天下，作为“中国之中国”的完成；其实，秦汉帝国四百年的融铸，才终于将“中国之中国”完成了最后的定型。中国是一个普世的秩序，由一个普世的文化笼罩，政权由天命获得合法性，也由天命约束而为规律。文官因察举而来自全国，经济由精耕农业及市场交易而纳入同一个全面的系统，儒家的人文精神，辅以道家的自然，肯定了这个普世秩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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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五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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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中国”，其初萌正在“中国之中国”已是完备的时期。匈奴与西域固然已使中国不能自外于东亚异质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但是这两个文化圈本身的威力不大，未足以歆动中国的普世文化，而且，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反而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中国普世文化的危机，不在萧墙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普世文化的文化传承者，原本是古代出现分化的祝宗卜史，转化为战国时代的士，再转化为汉代的儒生，儒生是政权的官员或其候补人，也是正统意念的代言人。学术正统地位，便不免于学术的繁琐化及思想的教条化。学统与政统合一，造成道统与法统的观念，也导致文化传承者自居为“贵族”的统御地位。普世文化逐渐使普世政治秩序（普世帝国）仰仗后者的政治权力，以维持其意念上的独尊与专断。这样的普世文化，当然失去了继长增高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中国普世文化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其文化传承者（儒生）之中，原有以理性界定理想秩序的传统。于是此辈遂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则采取抗议的行动，或则提出怀疑的质难。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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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中国”的登场，须在东汉崩解之后。一方面，各种外族入侵，造成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颠覆了原有的普世帝国；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更使中国原有的普世文化也面对严重挑战。经过南北朝的中古初期，普世帝国经过修正而重现为隋唐的秩序。充其实际，五胡入中华，也多多少少均接受了中国普世帝国的意念，因此在隋唐的中古后期遂得第二世普世帝国。然而，自从三国以后，迄于明清，其实中国的普世帝国，未能再回到第一次帝国时代的单质性，三国南北朝及五代时，固然中国都有多个政治单位并峙，即使在号称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中国天子也有天可汗的名号，而突厥回纥，也力足以与中国抗衡。宋代则与辽、金、蒙古、西夏、大理同时各占有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拥有皇帝的名号。明代始终有蒙古及女真为对手，清代则以两元体制兼抚中国及蒙藏地区。而中国的外面，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列国，虽在中国文化秩序的边缘，在政治上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中国体系（其中，三韩虽有不短的时期，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秩序的一部分；实质上则终究是独立的客体）。因此，梁启超公认为中国实已是亚洲的中国，可谓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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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佛教与儒家意念由相激相荡而至融汇消化，表面上中国又回到中国之中国的一元，事实上则释老相合为一橛，儒家为另一橛，中国的文化意念遂长为两元的。至于伊斯兰教、尼斯特里派景教以至蒙藏的喇嘛教，也使中土儒家，面对多种的挑战，只是这几家均未能如大乘佛教之分庭抗礼而已。梁启超公所谓“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之语，也未必全然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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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者，仍以儒生为主流，社会流动性较强，经济仍以精耕农业及市场网络为其特色。于是，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份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中国人的心态，与实际角色脱节一千多年而不自觉、不自知；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当归因于人文普世文化的涵盖太强，以至中国人不能发觉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也当归因于政治上普世帝国并无明确的主权观念，边界也极为模糊，九服的同心圆，足以安置任何政治单位。因此，“中国之中国”竟长期遮掩了“亚洲之中国”；中国政治体制中，遂有种“朝贡”与“抚夷”的观念，以自欺自娱。如以艾力克生人格成长的阶段论考察，中国的华夏文化性格，因其涵盖性之广博，遂不能更进一步，使中国人学习与中国同侪平等相处之道。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未来言，是喜剧？抑是悲剧？颇难有一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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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六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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