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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有红山;西北有大地湾;东方有大汶口;东南有一系列从马家滨到崧泽到良渚;中原以南今日的两湖从大溪到屈家岭延伸下去至楚国;西北大地湾由半坡至客省庄演变而至西周,最后西周灭亡,被秦国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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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已讲过晋国,但晋国后面有一系列东西,有河北太行山下的磁山裴李岗、夏家店下层与上层诸文化。夏家店上层也许多少可说与山戎,北方的戎狄连接在一起,这样联系下去成为汾水流域大规模的陶寺墓葬,然后成为夏,再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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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方的谱系,中原以河南为中心有仰韶与龙山系列,以至于到夏的一部分、到商,各地都有独立的谱系。但每个独立的谱系都受邻近的影响。晋国承受东北与西方影响,构成夏文化,又有所谓的“戎索”。就是说晋一方面有周,一方面有夏,一方面又有山戎,三个力量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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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有东夷,是大汶口文化一系列发展下来的。加上齐国封建,一方面姜太公一家代表羌人文化,另一方面代表姬姓—因为姬姜合一—周人的文化,所以齐国也是接受许多文化成为一个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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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是稻米文化的基地,从彭头山稻米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一直下来,源远流长。百蛮构成楚国。春秋时代成为中原最大的挑战者,也是中原最互相刺激与交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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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承受良渚到马桥、吴熟这一系列文化,构成吴越文化。到春秋晚期、吴越崛起向中原挑战,从边缘挑战中原。除了自己发展之外,也接受晋国助其训练车队,加上楚国在旁边时常挑衅、刺激,所以吴越迅速像暴风雨一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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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周史是边缘挑战中原的历史。每个边缘均与中原有牵丝攀藤的关系,但也都靠自己当地长久的文化渊源作为发展的基因,与中原交流后突飞猛进,才有挑战中原的条件。晋国若无夏周与戎文化的基础,怎能结合成三合一的文化体系?有此三合一,才能向北方开拓得又远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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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现的国家是燕国与中山国—中山国是纯粹戎狄基础;燕国是半周半狄,燕国有龙山文化基础,中山国有北方文化加上夏家店文化基础—这两国加起来,成为战国时代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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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大规模的开展,活力均在中原外面,不在中原。中原是承受者,不是活力的来源。等到“逐鹿中原”,谁抓到中原这条“鹿”,谁就是中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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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曾经抓到这条“鹿”。周人首都在西方,但周人声称受天命的地点是在中国中央的中原。周人以双中心格局建立庞大的封建网,此封建网确是周人容忍精神的体现。秦人抓到这条“鹿”,才开始进行书同文,车同轨,才有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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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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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二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亲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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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的文化认同与个别独特的亲缘群体的认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不同层次下,合而为一,发展为中国人的双重认同。现在仍待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两层之间,亦即极为庞大的文化体系与极有局限性的原群之间,中国人如何建立大家可以共同归属的社会?即使社会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人何所归属?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在上述上下两层认同之间,哪一层居于优先?在两者不一致时,中国人选择哪一层,作为最重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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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解答,当仍可在秦汉时代的历史中寻求,拙作《汉代农业》一书,讨论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并指出农舍工业与市场经济是中国农业的特色。当时已有一个商品交换的网络,遍及于全国。中国的道路网络编织了中国的交换网络,也规划了具体可见的经济性共同体(Common econom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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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汉代的儒家,不仅定于一尊,而且采撷先秦百家精华,已是中国思想的主流。儒生与帝国文官体系结了不解缘,汉代重孝,家族为重,儒生遂为帝国官员的候选人,也是地方亲属原群的领袖,具有双重精英的特殊地位,汉代儒生遂得以密切的结合普世文化认同与个别家族认同为一体。儒生既可以诠释儒家理念,又能运用政治权力与社会领导权,将理念落实为政策,于是汉代政府行政的理想方式是教化,而不是统治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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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渗透普及于各阶层,两者相配合,足以使中国人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国观念,于是中国人的共同体,毋须由种族或民族引申,也毋须由宗教信仰引申。有了这样的中国文化认同,由于其包容性强大,中国人不难接纳外族入居,甚至也不难接纳外族统治中国,只要外族君主用夏变夷,也愿意同化于中国。中国历史不乏外族入主,其中清代竟统治数百年之久,凡此外族君主,除蒙古以外,最后都同化为中国的政权。印度历史也多外族君主,而且也因为印度文化的普世性,能够包容,也终于同化了那些外来的政权。两者的相似处,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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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五胡纷纷入侵。那一时代中国的普世文化认同的限度,经历了考验。逃往南方的人口,以亲缘原群为组织,开拓了新天地,也推广了中国的文化领域。留在北方的人口,同样组织为亲缘原群,自保于坞堡,也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安定之后,坞堡中的儒生,又出山用夏变夷帮助外来的政权,接受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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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在普世的文化认同与个别的亲缘认同之间,孰轻孰重,作何抉择。在世局平稳时,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而且往往可以互补。一旦天下有了变乱,例如有了外敌的侵轶,作为普世文化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往往首遭牺牲。家族或围绕家族组织的村落地区,遂即接下保卫文化的任务。对中国人而言,如顾亭林所说,亡国只是失去了政权,亡天下则是亡文化,其意义更为严重。即使在亡国之后,中国破裂了,中国经济网络的共同社会破裂了,退居地方的儒生,仍会坚守儒家普世文化,作为“想象中的”文化共同体,依仗守道的贤者,在民间留下实践文化理念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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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五伦是社会关系的网络。五伦之中,三项是亲缘关系,一项(朋友)与社区相关,只有君臣一伦是属于国家,属于公众。是以中国人在天下与亲缘原群之间,选择的先后,已相当明显。大学人条目中,修齐治平,由自己而家一步一步推向国,推向天下,程序十分明白,亦即意味亲缘原群的优先顺序高于代表普世文化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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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的《正气歌》,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者无不推崇为爱国的诗篇。但是细读《正气歌》,其中英雄烈士殉国家民族者,远少于殉文化价值者,其中齐太史、董狐、张良、严颜、嵇康、诸葛亮、管宁、段秀实……都不是为了外敌而甘心牺牲,他们持守的原则都是中国文化的伦常。颜常山、张睢阳抵抗安史胡化藩镇,其持守的大节,也是君臣大义。只有祖逖、苏武的事迹对抗的是外敌。是以文天祥珍视的价值是文化的价值,不仅仅是种族与政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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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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