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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有红山；西北有大地湾；东方有大汶口；东南有一系列从马家滨到崧泽到良渚；中原以南今日的两湖从大溪到屈家岭延伸下去至楚国；西北大地湾由半坡至客省庄演变而至西周，最后西周灭亡，被秦国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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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已讲过晋国，但晋国后面有一系列东西，有河北太行山下的磁山裴李岗、夏家店下层与上层诸文化。夏家店上层也许多少可说与山戎，北方的戎狄连接在一起，这样联系下去成为汾水流域大规模的陶寺墓葬，然后成为夏，再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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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方的谱系，中原以河南为中心有仰韶与龙山系列，以至于到夏的一部分、到商，各地都有独立的谱系。但每个独立的谱系都受邻近的影响。晋国承受东北与西方影响，构成夏文化，又有所谓的“戎索”。就是说晋一方面有周，一方面有夏，一方面又有山戎，三个力量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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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有东夷，是大汶口文化一系列发展下来的。加上齐国封建，一方面姜太公一家代表羌人文化，另一方面代表姬姓—因为姬姜合一—周人的文化，所以齐国也是接受许多文化成为一个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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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是稻米文化的基地，从彭头山稻米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一直下来，源远流长。百蛮构成楚国。春秋时代成为中原最大的挑战者，也是中原最互相刺激与交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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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承受良渚到马桥、吴熟这一系列文化，构成吴越文化。到春秋晚期、吴越崛起向中原挑战，从边缘挑战中原。除了自己发展之外，也接受晋国助其训练车队，加上楚国在旁边时常挑衅、刺激，所以吴越迅速像暴风雨一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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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周史是边缘挑战中原的历史。每个边缘均与中原有牵丝攀藤的关系，但也都靠自己当地长久的文化渊源作为发展的基因，与中原交流后突飞猛进，才有挑战中原的条件。晋国若无夏周与戎文化的基础，怎能结合成三合一的文化体系？有此三合一，才能向北方开拓得又远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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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现的国家是燕国与中山国—中山国是纯粹戎狄基础；燕国是半周半狄，燕国有龙山文化基础，中山国有北方文化加上夏家店文化基础—这两国加起来，成为战国时代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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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大规模的开展，活力均在中原外面，不在中原。中原是承受者，不是活力的来源。等到“逐鹿中原”，谁抓到中原这条“鹿”，谁就是中原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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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曾经抓到这条“鹿”。周人首都在西方，但周人声称受天命的地点是在中国中央的中原。周人以双中心格局建立庞大的封建网，此封建网确是周人容忍精神的体现。秦人抓到这条“鹿”，才开始进行书同文，车同轨，才有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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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二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亲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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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的文化认同与个别独特的亲缘群体的认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不同层次下，合而为一，发展为中国人的双重认同。现在仍待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两层之间，亦即极为庞大的文化体系与极有局限性的原群之间，中国人如何建立大家可以共同归属的社会？即使社会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人何所归属？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在上述上下两层认同之间，哪一层居于优先？在两者不一致时，中国人选择哪一层，作为最重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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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解答，当仍可在秦汉时代的历史中寻求，拙作《汉代农业》一书，讨论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并指出农舍工业与市场经济是中国农业的特色。当时已有一个商品交换的网络，遍及于全国。中国的道路网络编织了中国的交换网络，也规划了具体可见的经济性共同体(Common econom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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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汉代的儒家，不仅定于一尊，而且采撷先秦百家精华，已是中国思想的主流。儒生与帝国文官体系结了不解缘，汉代重孝，家族为重，儒生遂为帝国官员的候选人，也是地方亲属原群的领袖，具有双重精英的特殊地位，汉代儒生遂得以密切的结合普世文化认同与个别家族认同为一体。儒生既可以诠释儒家理念，又能运用政治权力与社会领导权，将理念落实为政策，于是汉代政府行政的理想方式是教化，而不是统治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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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渗透普及于各阶层，两者相配合，足以使中国人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国观念，于是中国人的共同体，毋须由种族或民族引申，也毋须由宗教信仰引申。有了这样的中国文化认同，由于其包容性强大，中国人不难接纳外族入居，甚至也不难接纳外族统治中国，只要外族君主用夏变夷，也愿意同化于中国。中国历史不乏外族入主，其中清代竟统治数百年之久，凡此外族君主，除蒙古以外，最后都同化为中国的政权。印度历史也多外族君主，而且也因为印度文化的普世性，能够包容，也终于同化了那些外来的政权。两者的相似处，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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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五胡纷纷入侵。那一时代中国的普世文化认同的限度，经历了考验。逃往南方的人口，以亲缘原群为组织，开拓了新天地，也推广了中国的文化领域。留在北方的人口，同样组织为亲缘原群，自保于坞堡，也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安定之后，坞堡中的儒生，又出山用夏变夷帮助外来的政权，接受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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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在普世的文化认同与个别的亲缘认同之间，孰轻孰重，作何抉择。在世局平稳时，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而且往往可以互补。一旦天下有了变乱，例如有了外敌的侵轶，作为普世文化的第一道防线—国家往往首遭牺牲。家族或围绕家族组织的村落地区，遂即接下保卫文化的任务。对中国人而言，如顾亭林所说，亡国只是失去了政权，亡天下则是亡文化，其意义更为严重。即使在亡国之后，中国破裂了，中国经济网络的共同社会破裂了，退居地方的儒生，仍会坚守儒家普世文化，作为“想象中的”文化共同体，依仗守道的贤者，在民间留下实践文化理念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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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五伦是社会关系的网络。五伦之中，三项是亲缘关系，一项（朋友）与社区相关，只有君臣一伦是属于国家，属于公众。是以中国人在天下与亲缘原群之间，选择的先后，已相当明显。大学人条目中，修齐治平，由自己而家一步一步推向国，推向天下，程序十分明白，亦即意味亲缘原群的优先顺序高于代表普世文化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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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的《正气歌》，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者无不推崇为爱国的诗篇。但是细读《正气歌》，其中英雄烈士殉国家民族者，远少于殉文化价值者，其中齐太史、董狐、张良、严颜、嵇康、诸葛亮、管宁、段秀实……都不是为了外敌而甘心牺牲，他们持守的原则都是中国文化的伦常。颜常山、张睢阳抵抗安史胡化藩镇，其持守的大节，也是君臣大义。只有祖逖、苏武的事迹对抗的是外敌。是以文天祥珍视的价值是文化的价值，不仅仅是种族与政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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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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