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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良渚文化的晚期，土地开辟，自然环境良好，江南人民已不难在自己当地生活，不须再依仗大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与水争地。同时，统治广大人众的上层阶级，却好大喜功，不断征调劳力，构作陵墓宫殿与祭祀中心，也耗费人力，制作精美玉器，以保证这一统治阶层获得神佑。这一复杂社会组织的君民上下已不能相契，而且原有组织也已不再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良渚文化代表的复杂社会体系已有足够要裂解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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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这个时机，别处青铜文化的信息进入江南，而且即在不远的江西皖南也有铜料可以供应江南。这时，青铜制作的斧锛刀凿，锐利易用，品质超越了原有的石制工具。良渚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如宁镇，即可有湖熟文化出现的契机，太湖地区即可有马桥文化出现的契机。这是促使良渚核心区失去领导权的“缘”，也因为良渚的核心不再能聚集足够的资源与人力，良渚文化的创造能力，也就因为因缘相生，从此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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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假设，也许可以说明良渚玉琮不再在马桥文化与湖熟文化遗存中出现，因为这是良渚领导中心的专用象征。领导中心失去了维系复杂系统的功能，纲断而网散，一个大型的系统即裂解为许多从此独立发展的次级系统。一个独立的次级系统，也可能仍会模仿沿袭原有领导中心，借用其权力符号，也保持其文化资料。只是这些“小朝廷”具体而微，不可能掌握足够的资源，再造原有的精美与宏伟。于是，假如再进一步推论，土墩墓是小社区领导阶层，为了模仿反山瑶山的土山，但是缩小了规模，也不能再制作玉琮玉璧及以人殉葬。相对地，原始瓷器出现了，其光莹可以仿佛玉质；硬陶出现了，其花纹足以模拟青铜器的铸纹。于是，良渚文化的光华敛去，却化作点点繁星，撒在这些江南的土墩上。毕竟，几个村落的人力，就地取土，也很能够堆筑一个土墩了。至于那些分布在太湖周边的小土墩呢？如果这些小土墩不是墓葬，而又似有长墙连结，则是否可能某种边界的标志？土墩墓代表的社区系统，终究还是为聚合为较大的复杂系统。后来的吴越两国，在分别接受中原与楚国的影响，终于凝聚为春秋时期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组织形式，可能来自外方的刺激；他们凝聚实力的基础，则是良渚复杂体系裂解以后，却继续承其文化动力的无数社区系统。江南地区的百姓，在良渚社会上层离解后，生活的水平，似乎并不降低，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夹砂陶的用具外，又添了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用。在青铜文化的农具工具，应比石制更合用。农业、丝织继续发展。东南人民在良渚时代显露的创造能力，并不减低。西周以后，以东南所受青铜文化的影响说，东南并不只是输入外来产品，也有当地自制仿制品，及完全自制当地发展的纹样形制。东南精工巧匠，更在铸剑工艺，发挥尽致，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吴越的国家组织，虽受晋楚的影响，但都在短期内即能腾跃为霸权；若没有东南长期累积的资源为基础，也不可能有如此实力。良渚文化如耀目的星爆，本身一闪即过，由此储积的文化能力却为后世继承，蔚为东南文化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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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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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五 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必在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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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的教科书开始，大家不断的读到世界古文明都从几条大河流的流域开始发展，中国人则更是经常以为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与黄河有脱不开的关系。于是台湾的校园歌手，拨弄着吉他，唱出《龙的传人》，大陆有一部电视片，将中国的问题归约为黄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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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从人类古代的文明史看，河流有其作用，却未必是一句话就有结论的。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农业，并不真由河边开始，麦类为人培育的农作物，实际是在离河岸颇远的水坡上。埃及的尼罗河，诚有灌溉之利，使沿河一条泛滥地带，累积了一层肥沃的土壤，而在下游尼罗河入海的三角地带，沼泽遍布，却又不是良好的农业区。印度的恒河发展较晚，农业也是由山坡地逐步向印度五天竺发展，然后才向肥沃的恒河流域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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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中国今日的领域上遍地开花。至今已可大致确定的情形，在高原、湖泊、山地、河旁，均有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茁长，然后互相影响，经过交流与刺激，汇合成后世中国文明的远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实不必是在任何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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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误以为古代文明与大河有关系，一部分的原因是将农业发展与灌溉相联，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将国家的起源与大灌溉相联。前者之误，在于将各种生产方式排列为演化的程序。实则草原上的文明，并不依靠农业，一样也有不凡的成就。丛林中出现的人群，也一样可以发展相当高度的文明，而以畜牧—农业—采集的三结合，作为其生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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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与灌溉的关系，以为农业依赖大规模的灌溉，而建设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则又促成了能够动员与管理大批劳动力的政治权威。这一说法，在考古学及史学上均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建设，经常被这种水利国家论者，取为佐证。然而中国古代的水利网，大率由地方性的政治权威建设，如西门豹、史起诸人，其时间远在有效率的国家威权出现之后。国家不是由建立水利而出现的。大禹治水传说，当然更是水利国家论者的佐证。然而如果大禹果有其人，治水果有其事，以当时（新石器时代）的条件而言，一个政权，命令之所及，不过几个或几十个村落，一场洪水，也不过是地区的泛滥，谈不上建立王国的规模。中国的农业，灌溉以井及池塘为最普遍，这种小规模的水利体系，占了中国农业水利结构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稻米与麦类的重要性是后世才逐步发展的。黍稷为旱地作物，对于灌溉水利的依赖就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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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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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六 谈中国考古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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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的考古成绩，最早开始有考古活动时，只有若干孤立的工作“点”，古代文化系列不清楚，也有偏差。殷墟考古进行不久就有抗战，直到50年代才逐渐有规模，60年代考古面貌才清楚。以往认为中华文化源头在中原或是外面传来的，这些看法因近年来的考古新面貌而改变，事实上是人类在中国这个广大地区上活动，互相交往影响。中国地区的考古系列可以说，以新石器时代而论，遗址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以往以中东考古成绩最好，现在则是中国遗址最多，而且文物埋藏的地层层次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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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古工作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这里牵涉到中国的考古学并非都是有计划的进行，而是所谓的“抢救式的考古学”—经常因为公共工程，或农耕挖到遗址而进行考古。另外，中国大陆在考古研究上不会问问题，即使问，也问得有限。有资料与有问题是两回事，如果只有资料而没有或问不出好的问题，资料也失去意义。最后一点，我们在考古学上应用辅助科学不够多，像是地质学、生物学、水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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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发现使我们对世界文化史的了解，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有下列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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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再以中东或西欧为主要参考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东亚地区发展模式，而东亚地区模式很大部分又与东南亚模式有关。这是很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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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了解世界不是孤立的，各个地方发生的影响，其他地方可能多少都会有冲击，尤其中东、欧洲与东亚这三地区。中亚、西亚发生的事，几乎在三区都会受到冲击。文化的传播也是不只停滞于一区，而会逐渐传到远方。换句话说，文化发展是互相影响的，经过交流刺激传播，也经过人群互相冲击，造成一波一波的影响。所以中国考古学在经过长足进步之后，对了解世界文化史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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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类发展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模式，那倒不一定。今天我们已离开当年找所谓一定法则与规律的阶段。当然，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多年来总是以一套他们认为是规律的东西套上去。这种作法相对于其他地区不受这种规律性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学来说，立刻可以看出，以规律性观点从事考古学得到的结果相当贫乏。丰富的资料不能得到丰富解释。这也正是一个反证—反证规律论没有真正意义。因果关系是有的，但不是单线的必然因果，而是多因多果，而多因多果没有其进行的一定路线，在个别条件之下，才有个别特殊的影响，造成特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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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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