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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〇 关于韦伯命题的三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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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讨论为什么近代西欧这一特定的时空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主题是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但是，由于韦伯必须从事比较研究，所以也讨论中国的宗教、犹太的宗教，以及印度的宗教。所有这些比较的研究，都不外为了求证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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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韦伯的理论在东亚大行其道，不时有人讨论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伦理的关系。我现在不谈这一主题，且先回到他原来的命题。实际上，韦伯讨论中国的问题自有其专章专节，我们并不需从《新教伦理》这本书引申。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着意将中国与西欧对比，指出三种差异。第一，中国是一个普世的帝国，而西欧则有多国的竞争。第二，中国是有文官制度运作的社会，而西欧则有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第三，他说中国有入世的理念，而西欧则有苦修的宗教。大家最近讨论韦伯理论云云，儒家伦理云云，都集中在第三条。事实上前两条是不容忽视的。在普世帝国与多国竞争的对比上，普世帝国有一个庞大的政治体制，这体制的运作令全国的财富得到适当的调节，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独肥，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独瘦。秦越肥瘦的问题在普世帝国时就不出现了。在传统中国，某区有饥馑，国家不是移民就粮，就是移粮赈民。经过不时的互通，无论什么地方也难有长期累积的资源，更不用说由别处剥削而来的累积财富。再就个人的累积资金来说，中国当然也有贫富之差；但是，中国人的理想总不赞成财富太集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也不利于资金的累积。相形之下，西欧世界国与国之间不断竞争，一个国家是一个主体，不必顾他国的死活。在近代资本主义屹起之际，英国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武力掠夺而得的财富可以集中于一国。国际贸易得来的利润也可以集中于一区，凡此都可转变为发展经济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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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对比是文官制度与城市经济，此处集中讨论中国的文官制度。韦伯以为世上有两种文官制度：一种是所谓理性的文官制度，另一种则是父权的文官制度。其实，近代文官制度的发展已有不短的时间。今天回顾历史，世上大概并没有真正“理性”的文官制度。不要说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是大型企业制度在管理变得过大，历时太久时，体制内部即有种种弊病产生，既有尾大不掉之患，也有运作困难之弊。不少公私管理系统，日子久了，工怍效率就降低。我在匹兹堡住了二十多年，眼看着联邦钢铁公司一度是世界钢铁业盟主，却最终败落。这家公司的没落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制度越来越头重脚轻，最后成为有十三位副总裁，而每一位总裁又有一大群部属的机构。公司负担沉重，公事层层转递，处处会议，决策及执行者都麻木不仁；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巨兽，一个难以转动、又吞噬资源的庞然大物。联邦钢铁公司不是唯一的个例，美国所有的大企业无不如此。这些企业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理性”的文官组织尚且运转不灵，美国最近经济一蹶不振，管理组织败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之大，朝代延续之久，焉能避免文官制度的臃肿腐败？管理系统以政治权力宰制社会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又怎能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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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再比较入世理念与苦修。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伦理以为卡尔文教派新教徒因为冀求神恩而有强烈的工作意愿。余英时先生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商贾伦理的研究。中国的商贾伦理是由儒家伦理发展而成的，经营致富有道，也有强烈希望成功的动机。中国的入世理念转化为慎独功夫，何尝没有强烈的“紧张”感，而这一分“紧张”其实也像卡尔文教派强调的“紧张”一样，可以驱使个人发而为成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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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韦伯关于中国与西欧的三重对比，似乎入世理念并不是严重的障碍。大帝国内部缺少列国竞争，也许会阻遏资本的累积。第二个主题即文官制度的负作用是近代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出现的重要因素。我以为近代资本主义未能行于中国，与中国重视亲缘组织有关。中国社会中的亲缘团体，不管是大家族还是现代的家庭都是社会的基石。亲亲的观念使中国人爱有差等，在爱有差等的影响下，交易就不能完全公平与开放。亲属之间固然也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但卖货给亲友，价码总是会客气些。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是市场竞争，价格与利润都取决于自由而无差别待遇的公平竞争。中国的爱有差等就难做到真正的六亲不认。于是，近代资本主义也就难在中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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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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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一 李约瑟提的命题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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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谈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李氏到台湾来，也都热闹了一会。谈到李氏，大家也都知道他对中国的科学做了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于“后来”有没有来者还是未知数。基本上，他几十年来的工夫是澄清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工艺发展的很好？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用“科学工艺”这个名词，是指以工艺及科学技术应用到人类现实生活的有用地方；而在公元1500年以前有两千年的时间，中国的应用科学遥遥领先欧洲。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1500年之后，中国不能单独发生一次科学革命？基本上他一辈子所问的就是这两个大问题。他的问题问得不太对，而他想解答问题的方式也不太对。他已编辑了十余本重要的科技史让我们读，但是他基本上也不能因为材料增加，而解答他的两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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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先讨论“比较研究”的方法学问题。我们能不能拿两个东西真正的比？这是第一个问题。比的过程如何？比的方法又怎么样？这是连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各个文明都必须走同样的模式呢？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像两个人做比较时，根本无从比起一样。譬如我个子矮小，但（沈）君山玉树临风，这如何把两者做比较？又我在三十八岁时结婚，君山却至今没有结婚，更是无从比起，不是吗？同样地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500年的问题也与此类似；为什么前半段君山的恋爱经验这么丰富，然而后半段忽然赶不上我呢？这个问题不能比，因为两者并不相干。我们要问的是：基本的假定对不对？是不是大家一定要在二十二至三十九岁之间非结婚不可？其实这也是不该假定的问题。李约瑟的方法论上就犯了这一类很严重的错误。前面的错失小，后面的错失大。如果所有的文化要走相同的模式，那他怎么不问印度为什么连前半段都没有呢？或者为什么伊斯兰教没有前、后半段，而只有中间呢？显然这些问题都不确立。假如我来问这问题的话，要在历史的内涵里边问：什么样的条件造成了欧洲本身的科学革命？而什么样的条件造成了中国前半段的发展？在中国前半段发展的项目，一个一个比的话，是不是也恰与欧洲前半段的项目相当？我们一比就知道不一样，跟后半段比更是不一样，两边的前半段跟欧洲的后半段都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够单单以两边发生的情况来比较。也就是说，中国缺少哪些情况才没有结果，欧洲缺少哪些情况前面才没有我们的一枝独秀的应用科学。所以，欧洲的情况产生了欧洲的科学与技术；中国的情况产生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更要注意的是“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名词。在中国的传统，过去并没有“科学”的语根，用英文来写的话应是科学的多数，不像现在的用法，理学院的基础科系的学问统统都是科学。这是近代的观念，以前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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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说过欧洲科学的发展至少有三条线，这三条线各自单独发展，并不统摄在一条系统之下，也不像现在统摄在理学院的项目之下，这是三条单独走的路。中国也有好几条单独走的路线，不是同一时代线线相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这个名词本身内涵不一样，也就没有办法一对一地来对比，更不能说在哪个情况下有哪些项目必须一对一的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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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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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二 李约瑟的“地理环境论”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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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自己喜欢讨论中国前半段的科学发展情况，他提出几处提示性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地理环境。中国位于大陆，没有内海；农业靠季风来调节，农业为集体式的，是水利式的。他说中国为了要控制雨水和灌溉，必须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以及一个很大的官僚体系来从事这个工作。由此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需要这样的官僚体系，有这样的水利需求，所以中国的科技着重应用，而应用技术和灌溉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中国的官僚系统和控制雨水、水利、水运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在这个论点上，他无条件地接受了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理论。而魏复古的“东方专制性”（Oriental Despotism）理论则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引申而来的。后者实际上牵涉到马克思对东方政权的一般性误解。我们知道在一百年前欧洲人将所有地中海岸以东的地区都叫做东方，而且认为整个东方都差不多一个样，就等于我们从前都叫外国人为洋鬼子，甚至我们的“外国人”一词也很笼统。有时日常讲话时的口语“西方”，其意念也很笼统。相同地，一百年之前，欧洲人对于东方也是一样的笼统。东方专制论是根据对东方一般性的误解所产生出来的观念。魏复古说水利系统、水利设施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是基于这种一般性的误解之基础上的。这个理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力的理论，强调东方的农业生产是根据水利，所以一定要管理水利，以此来解释东方必须有一个专制政权。换言之，李约瑟说地理和环境的影响使得中国有这些条件，也不是完全站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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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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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三 李约瑟对文官系统讨论不及韦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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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文官系统及其成员，亦即中国的士大夫或精神阶级（知识分子），在李约瑟的意念中，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近代，始终有文官系统在运作。然而中国的文官系统并不是他所说的专管水利、交通等等。中国的文官体系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为儒家系统担任思考阐释的工作，其性质并不是在现实的处理应用问题，都是为了道统做延长和阐释的工作。所以李氏对于中国的文官体系的观察，其实只有一部分是对的。而以为文官体系和水利工程连在一起这一部分，则是误读了中国的历史，相对地，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宗教时，把儒家当成一个宗教。（固然你我都知道，儒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思想体系。）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宗教时，其实对中国的文官系统和知识分子的了解都远比李氏的意思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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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耕读传家。士农工商之中，整个系统从上到下为宝塔形的结构，中间没有一个自治性的单元。中国没有像欧洲的学术界人士。谈到欧洲的学术性的知识分子时，我想先谈一谈两河流域及希腊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出售知识，以知识作为商品，以此谋生。古代两河文明，有专替人写信的人，也有医生、律师、会计这一类职业，这与古代埃及的祭司完全不同，也与中国祝宗卜史来联系天人之间的作用不一样。欧洲那一种所谓自由职业性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不是没有医生，但是并不能成为一个阶层或人群。中国基本上没有律师，也没有会计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农业连结在一起，是和国家机构连结在一起，是和社会的统御运作连结在一起，却不与专业的知识连结在一起，尤其不和实用的知识连接在一起。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官体系不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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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治性的组织时，韦伯在《城市》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去讨论城市本身的功用及其性质。欧洲近古时期城市脱开了封建的网，也脱开了宗教组织，基本上以专业与商品为基础，由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三种人构成，大学和基尔特（即工人或商人工会）是城市的基石，欧洲中古城市是靠这种自治性组织维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完成到自治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讨论的只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成员的文官组织，但是远比李约瑟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官系统来得深刻。李约瑟现在所做的工作，他每多出一本书，反而使他更困惑一些。他拿科学和工艺分成一个个科目，一部部书讨论，一部部书都交代了细节，讨论中国科技的贡献和发展，所以他这本书编下去会变成百科全书式的参考书，却未必有助于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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