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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一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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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外感的征象，无疑削弱了东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力量，但是，若没有结构性的缺陷，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体系，仍会有移东补西的救济能力（例如移民就食，或运粮赈灾），俾有休养生息的复健功能。只有在结构上发生了问题，始有崩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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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有一个核心地区，及广大的外延，形成权力层级结构与空间的内外结构。在汉代中国，前者为郡县，后者为“中原”与外州；在罗马，前者为行省与属国，后者为意大利半岛与外地。两个帝国都是结构体系。由一个主体系领有若干次级体系，结合为不是十分稳定的整体结构，用Herbert Simon的辞汇，这种复杂体系系由原本可以独立的系统合成，主体系有能力控御次级体系，复杂体系各部分有其互补互利的功能，一旦主体系失去控御能力，各次级体系即可能纷纷脱离。因此，这样的复杂体系并不稳定，时时在将崩解的边缘（nearly decomposable condition）。于是，关键在于核心地区中的主体能否长期保持一定的实力，俾整个体系整合融铸为不能分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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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继承西汉已经组合的体系，以察举制度晋用各地的人才，参加中央政府的运作，可称之为“凝聚型”的体系。在核心部分，西汉体制是君权与相权合作操持统治功能。相权代表全国的文官系统，而文官系统则由察举制晋用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人才。儒家意识形态为皇帝天命及文官的服务功能提供了政权的合法性。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必须有市场网络为全国物资提供周流转输的功能，人才与物资的流通周转，使汉代的中国结合为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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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相当稳定的体系，在东汉时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东汉削弱相权，以三公代替了丞相，三公任轻，机事专委尚书，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内朝与外朝的两橛结构，使西汉君相共治二元权力中心，分解为内外对抗的二元权力。东汉外戚宦官，其实都依附君权而取得权力。东汉教育，较之西汉，多了地方学校与私家讲学，《后汉书 •儒林列传》中，名师宿儒，从学者动辄千百，于是汉代知识分子的数字大增，其中不能挤入文官行列者也为数不少。这些知识分子，遂成为权力结构之外的一股社会力量。清议月旦人物，乡评里选，知识分子自己取得了评定等次的自主权。西汉察举制代表的参与问政，遂一变为儒生批评时政。政权与学术成为对立面。党锢之祸是政权与社会精英对立的极化。汉代复杂体系的领导阶层，因此而丧失功效（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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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覆亡，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秦汉秩序，曾经历过嬴政新莽两次变局，但是汉承秦旧，光武也是“中兴”，原有的格局体制，均未崩坏。东汉之亡，中国进入完全不同的情势。范晔著《后汉书》以前，已有谯周、谢承、薛莹、华峤、谢沈、司马彪、袁山松、袁宏、张璠诸家著作，实即反映了三国以至南北朝间，历史学家对于东汉覆亡，有极深的感受，都企图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故，提出一番解释。范晔在其《狱中致甥侄书》，自白其撰作的心情，引《过秦论》为比喻。汉初著作，于嬴秦之亡，多所讨论。贾谊一论，著名当世，长留史策。范晔以此自况，也是为了对一段划时代的大变化，有所解释。《后汉书》列传，列党锢、宦者，两传当是他于汉亡原因，特加注视的问题。西羌一传，又有长论，也是为了解释羌乱对于汉亡的影响。循吏、酷吏两传，也许是沿《汉书》之例；但是他将郭躬、陈宠合为一传，代表专业文官，邓彪、张禹等人合为一传，代表与世浮沉的官僚，则似乎是说明文官体制的正负两个面貌。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特别大段征引仲长统的议论，崔骃传中，附列入崔实的议论，凡此都可以解释为范氏自己的历史解释。相对言之，黄巾起事，是汉末大事，范氏却只在灵帝纪、皇甫嵩、朱儁、卢植诸传有关纪传中叙述，并未列为专传，可能反映范氏史法，以为民间起事，是朝代覆亡的病象，而不是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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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言之，范晔的解释东汉之覆亡，当在宦官外戚败坏朝政，而于维护儒家理想的力量（如特立独行之士），及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如党锢），又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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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有识之士，颇有人已经注意当时的问题。王符《潜夫论》，指陈朝廷用人不当，效率不彰，贵臣用事，社会风气浮奢。仲长统注意到政府荒废庶政，宠任贵戚，四夷侵略，而豪人货殖，平民困穷，百姓离散，人口减少，田无常主，民无常居，朝廷用人施政，事归台阁，不在三公，外戚宦竖，作威作福，饥馑疾疫，重之以军旅扰攘，人不聊生。当时似已有一种末世的无力感，是以崔寔感叹，“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运之会”，认为是由于升平日久，俗敞政衰，盼望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他的意见，大致仍将衰败的原因，归诸政事不良，贤人不用，贵贱不齐，贫富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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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当时人的意见，汉之将衰，大致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导致社会上财富集中、亲贵专权、豪族擅利、百姓困穷的局面。这些弊病，与西罗马内部的情形，也十分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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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当是东汉衰亡之内伤征象。在“外感”的征象部分，西羌的动乱，使中国大受其困；董卓兴起，也是羌乱的背景下，始成凉州军之祸。不过，羌人的力量其实不大，既不具备有力的国家组织，人口总数也不多。羌人起事，大多是边吏不善抚循，官逼民反，众羌蚁聚狼奔，并无军旅组织，也没有良好的装备。东汉能够有力量击败强大的匈奴，却困于西羌，则实在说不过去。同理，西罗马能够征服高卢，占领东欧及中亚，罗马军团，东征西讨，无往不胜，自然有相当的战斗力。日耳曼部族，也与西羌相似，最初只是附塞的族群，据估计，日耳曼部族人口，不过罗马人口百分之五。人口不多，单位散漫，对罗马有骚扰之患，而不致于使罗马崩溃。至于天灾，罗马曾有火山爆发，土壤恶化。中国曾有北旱南潦，灾荒不断。公元第二世纪大疫，从中东Parthia开始，向东西双向蔓延，东西地均受其害。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都是广土民众，跨州连圻，一时一地的灾难，史不绝书，人口增减也是区域性的现象，不是全面的减少。因此，天灾如饥馑疾疫，即使在西罗马与东汉，确实相当扰人，却也未必能造成持久而广泛的伤害，足以拉垮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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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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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二 西周与埃及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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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尼罗河谷的疆域，与中国黄河中游的中原面积相埒，比较西周的泾渭流域，则尼罗河谷又稍为大些。不过尼罗河谷是天然生成自我充足的格局，埃及闭关自守的情势，导致埃及文化独树一帜，孤芳自赏。即使埃及在文明初现曙光时，曾接受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其考古学的证据，诸如两河圆筒形的印章，金字塔的雏型，若干艺术表现的母题，均明白可见其两河文化的痕迹。最可注意者，则为埃及象形文字，出现十分突然，而且出现之时，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研究埃及的学者都认为，埃及之有文字，是由两河书写文字的刺激，而独立发展为另一文字系统。我们必须注意，埃及在接受文明启蒙，触发而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系统之后，不论政制、宗教、文字、艺术，无不体现埃及的特色，不易与其他境外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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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言之，中国的中原，位于今日中国本部北方的中央；与四周各地，中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今日中国境内的地区文化已呈现相当程度的同质性；邻接的地区文化之间，往往大同小异；只有在相距较远的地区文化之间，始呈现较大的差异。龙山、大汶口、青莲岗、屈家岭、良渚、河姆渡，以及南方的诸种地方文化……各个系列之间都有其相同处，也有明显的个别特色。彼此互动，有其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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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中国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与中原以外族群文化之间，也是大同小异。华夏与夷狄之间，黄河流域中原文化，江汉流域的诸种文化；北方农牧交界地的文化，沿海岸的地方文化……诸种文化都有其特色，有竞争的潜能；彼此的差异又不是十分严重，以致不能交互影响。西周分封诸侯，一国之内，都包含不同的族群，至少包括周人、殷人及当地土著。每一个诸侯的封疆，其实都有该地古代文化的后裔。黄河中游的中原是商人之后，山东半岛是少皋族群之后，晋是夏人旧域，淮上是祝融八姓一度广布的地区，江汉之间，则在东周又有新兴的楚继承这一地区源远流长的古文化，江南及沿海的吴越，又是南方广大地区土著文化之一二部分，而西南的巴蜀，北方的燕、赵、代、中山……无不与中原的主流文化之间，有其激荡与融合。各地涵化的经验，也都有其曲折回旋的过程。商周的相融，华夏与北方山地狄人的冲突，以至春秋时期晋楚的争衡，无不具有文化间互动涵化的意义。是以，中国古代的中原文化，不致闭关自守，而有足够的演变与成长的空间。这是中国与埃及在文化发展趋向迥异的根本原因，由这一基础上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化，可以不断吸收与容纳新成分，取精用宏，而不致僵化。若以核心与边陲的格局言，中国的核心，不断吸收边陲，而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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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政治制度作比较。埃及地方不大，河谷的聚落，都可借水道一苇相通。是以，埃及的中央政权，号令不难下达，贡赋也不难收集转输。可能正因为河谷之内不易发展自主的地方势力，也无须发展多层次的封建制度，埃及王权十分集中，地方受中央的控制，一代比一代彻底。即使有双中心之制，也不过使中央的权力更能下达地方。反之，中国疆域广袤，在交通与通讯工具未发达之时，中央极难一条鞭打到底。殷商王国已有分封的雏形，诸侯与方国，裂土分疆。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政治控制与宗法维系的双重网络，将广土众民的中国，笼罩于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之内。西周的封建，在东周散为列国，地方的自立性又压倒了中央的控制。即使西周时代的列国，也已必须将就当地风俗习惯，发展其独特的典章制度。周人策命遂多注意及此，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不外乎强调其融合不同的文化背景，铸为新的共同体。是以春秋时代的各国，其政府组织早已不是周室的模式，而因其个别的演化，发展为许多不同的形态。战国时代，则又因各国都经历政制改革，竟以实际需要，渐渐趋同，终结为秦代统一之后的专业文官。但是，中国的专业文官阶层，要到战国始出现；而埃及的文官，则在中王国时期已是行政的工具。新王国时期的专业文官，更是政府的中坚。埃及似乎早已发展了类似秦代的郡县制，只是我们至今并不知道埃及文官的选拔方式。埃及文学中，有数篇“训子篇”一类的作品，父亲谆谆教训子弟，学书学数是功名之阶，这倒与战国时代的情形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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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有祝宗卜史，可算是相当于僧侣的专业人士，而周王既有郊天及祭祀百神的宗教特权，又有宗法系统中祭祀祖先的宗长地位，周王实为最高的宗教首长，身系天人两界以和谐。在这一点言，埃及法老是太阳神之子，其地位也与周王之为天子相当。然而周王的宗长身份，不是专业的祝宗卜史可以取代；埃及的神庙祭司与僧侣，以其专业地位，都可以取得宗教的发言权，甚至浸假而形成政教对立的形势。Akhenaton的文化革命，遂因专业僧侣的抵制，而功败垂成。两河与埃及都有政教分离的现象；地中海世界及西欧，在基督教发展为主流以后，也有国家与教会的对抗及冲突。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传统，而且以政领教，毋宁是相当特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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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古代的多神教，其原始形态可能也是许多地方族群的保护神；但在尼罗河谷文化整合为一之后，这些地方性的神祇，叠合为以分职任事的功能神，例如太阳神即为Re与Amon两位神祇叠合为Amon-Re。这种整合的方式，世界各地往往有之，中国古代亦将若干地方神及族群神整合为各有专职的功能神。神界反映人间秩序，也有一位最高的尊神，为百神之首；这是中国与埃及古代宗教共同之处。两大古代文化的宗教信仰，到底仍各有其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天”，在周代已取代商人的帝，成为最高的尊神。天为自然现象的神格化，监临人间，光照上下，是神，也是超越的观念。因为“天”是超越的观念，“天”遂具有普世性；西周天命观念：天命靡常，唯德是亲，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格，踏出了第一次的突破启端，将普世与道德两大超越的观念，融合为一；后世儒家的发展，可谓由这一步的突破，于是中国文明与犹太希腊，同为人类的枢轴文明之一。埃及法老Akhenaton的Amarna文化革命，如果能贯彻始终，也未尝不能成为旋转乾坤的大突破。他事奉的大神Aton，不再是最高的尊神，而是独一无二的神；Aton也不仅有神格，也是超越的观念，不是人的形象，而以日光的光线象征生命的来源。Aton是普世的；一切生物，甚至一株小草，都因为Aton而有生命。这种普及万物的一神信仰，实开后世犹太与基督教一神信仰的先河。但是Aton信仰只注意大神的恩惠普及万物，并未将道德的价值观念加入这一普世的信仰，遂不似中国“天命”观之融合普世与道德为一个超越观念。其实，埃及文化中本有Maat的观念，其原意为各种事物的特殊属性，而且在第一中间时期，Maat更具有公义及真理的引申义。同时，中王国时期，埃及人也相信，冥王的裁判，根据死者生前的行为，而决定其在幽冥世界的奖惩。然而，Aton的普世真神观念，竟未与Maat及赏善罚恶两种观念融合为有如中国天命的普世与道德的超越观念。Aton信仰之未能发扬光大，遂使埃及文化失去了跻身枢轴文明之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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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言之，周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模式，较为接近于埃及古代文化的模式，而与两河文化的模式差异较多。埃及文化的法老与周代的天子，都承担天人之际的联系。两个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普世性格。但是，周代的中原，四通八达，不能闭关自守；周代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又必须戒慎恐惧，不敢自满自大；于是周代的王国体制与文化格局，都具有包容万有的气度，而且以变化为常态，发展为《易经》自强不息的开放心态。周人遂能以其封建与宗法的结构，凝聚古代诸种族群，合而为华夏民族，而且以此为普世天下的核心，开启中国不断扩大的契机。相对的说，埃及自囿于尼罗河谷的自足环境，太早即发展至其封闭格局的极限，其文化的自我完足与自满自信，发展为保守主义的心态。埃及在闭关自守时，颇能在安定中求取文化内涵的丰富，却不能面对域外文化的冲击。于是，埃及疆域的扩张及外来族群的入侵，引发了埃及人对多元文化的迷惘，也导致埃及文化因丧失自己特点，而终于澌灭。埃及的核心，不能扩张，也遂不能吸入容纳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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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模式，俨然中国在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格局，有郡县，而无封君。三次统一，夹杂三次中间期，分合之势，以统一为常，分裂则为纷扰，却不见列国并峙的形势。于是，尼罗河谷之内，只能在分合之间反复。这一完整的格局中，没有可以修正与适应的余地；所有的刺激均只能来自外面的挑战。挑战的力量不够，即不足以改变原有的格局；一旦挑战的力量消失，改变也随之消失，一切又回复原状。挑战力量强大，则改变十分彻底，甚至使原有的主体消失不见。在保守与失去主体之间，几乎不见弹性。商周时代的中国则不然。中原四周，经常有性质不同的文化，迫使中原文化适应调节；甚至在吸纳这些异质文化之后，仍难免经历东周的列国体制，加强彼此的竞争，终于因为千岩竞秀，万谷争流，使中国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富，格局更为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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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两代，超过千年的经历，竟如埃及在Menes统一上下两埃及的先史时期可能发生过的过程。埃及在相当短暂时间内，即完成其统一格局的准备，仍由于埃及尼罗河各地方不大，又是封闭的形势，遂早熟而不能再有继续开展的余地。究其根本，埃及文化茁壮成长的地理环境，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一则尼罗河谷幅员太小，很快即已充满同质；二则埃及两河太远，又为沙漠阻隔，不易交通，遂未能有切磋激励之效果。中国在秦汉以后，发展为类似埃及的模式，又何尝不是因为中国已有自然完足的地理范围内，也已充满同质，而中国与地中海世界及印度次大陆之间，也不易有充分的交通与接触。中国的改变，终究要在先后与印度、中东，与欧洲三地的文明接触之后，始有中古、近古与近代的三次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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