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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三 春秋霸主制与希腊联盟制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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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其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浸假而为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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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存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伐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公元前681—前682年），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誓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的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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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霸主制度，由晋文公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遏制南方楚国北上发展的威胁。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文公至平公，维持了至少八十一年之久。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遣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邻近地区，团结与国，实在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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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分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是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也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统一希腊。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主要原因在于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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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阶段的凝聚。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主权。周室东迁，虽然各国已实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晋侯累世的经营，遂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部权力及政府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化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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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四 中国历法与伊斯兰教历法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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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历法，基本上是太阴历，以十二太阴月为一年，而无闰月，每三十三年，月份在冬在夏经历一周。是以，伊斯兰教历对于太阳运行，并非其关心的重点。al-Biruni在测定方位的专论中，也说明了其目的在决定各地面对麦加祷告的方向（qibla），也为了确定其故乡Ghazna的方位，俾以此地为各地定位的参考点（犹如今日的格林威治）。是则其着眼点在地理而不在天文。他屡屡提到古代希腊的定位方法，但正因为玛蒙藩王不慊于古希腊的泛举成数（五百节的距离相当于子午线上一度），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始有实测之举。是以伊斯兰教世界似乎也既未由印度学来实测，又未有为了天文而实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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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中国的天文历法，均与太阳运行有极大关系。星宿的位置，系于天北极的相对关系。太阳年与太阴月两个周期的相配合，又非考虑到回归年的长度不可。中国自古使用圭表，以日影长短测定一年的岁实；用太阴的朔望，计算一月的朔策。圭表的使用，遂为中国天文学重要的方法。《周髀算经》则更将圭表与勾股原理（a2+b2=c2）合而为一。同时，由观察太阴运行，中国天文学早就注意到黄道与赤道的区别。自贾逵以来，黄赤交角，或称黄赤大距，即以黄赤交角为计算五星位置的依据，也是确定地面方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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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五 文化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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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中国与中亚的伊斯兰教帝国，都曾有实测子午线之举。两者所用的方法，极为相像。中国的实测比伊斯兰教帝国的实测早了一百余年。以两个文化体系的天文学传统而言，中国以圭表日影推算各种数据，由周髀以至大衍，其方法甚为一致。自南朝以来，中国天文历数的专家，屡次发展验测的方法。最后演变到上述的数地实测，以决定子午线一度在地面上的距离，其发展的过程甚为清楚。相对的说，伊斯兰历并不着重太阳运行，伊斯兰教文化传承中，圭表的使用并不如中国之显著。但伊斯兰教教仪中有面向天方礼拜的仪式，地点定位有其特殊的需求，是以借量度子午线以决定诸地之经纬度及相对距离，自有其实用的价值。伊斯兰教世界与中国之交通，颇为频繁，文化的交互影响，也颇多例证。子午线的量度与实测，当也系文化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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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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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赴美国，我就在许倬云老师指导下学习历史，因而能够有机会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但是，不论上他的大课还是单独指导的小课，先生从不鼓励我读他自己的著作。先生每作一文一书，除我直接抄写的以外，直到出版后或别人提及时我才得知，所以未能充分享受到先睹为快的特权。这是先生学术态度谦逊的表现。即使如此，我还是尽可能地拜读先生的作品，从中不断地受到启发和影响。虽然我由于才学浅薄，未能深刻领会其精湛的论述，可是我仍感觉到阅读先生的论著是一种极大的学术上的享受。不论是初读，还是再读，都有欣赏任何大手笔之作的那种感受，即使在编此书的过程中，这一享受仍伴我始终。我昔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的学友和今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同事邵东方博士在这次编选的整个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书内容的编选与读者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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