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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王莽的这场改革从效果上看，乃是权贵集团与普通民众两边都不讨好。众所周知，政治就是一门行为艺术，是利益分配与调整上的巧妙博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讨好不同利益方的其中一头。如果你要两边都想讨好，两边都搞平衡，有时候反而会顾此失彼。最终导致你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结果是两头都得罪。王莽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完全是按他的理想模式一厢情愿来做，却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实际。土地兼并私有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要搞公有制，要回归到周代的统治模式，那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而这种脱离实际的理想，注定了王莽改制只能是以历史悲剧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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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邱濬曾经指出：“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一时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均田之议，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性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终莫青听民自便之为得也。”（《大学衍义补》卷十四，“制民之产”）在当时的社会中，连较平允中庸的“限田”“均田”尚且难以实行，王莽推行更加浪漫更为荒唐的“王田”“私属”之策，既违背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又抵触政治运作的客观现实，岂不是缘木求鱼，自寻死路。他在冰冷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也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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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亲手摧毁北魏根基的孝文帝——“全盘汉化”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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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5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决定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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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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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是正确的，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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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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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我们若能平心静气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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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就是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宣传是正向的、单线条的，是自说自话，客观叙述要服从于主观动机的要求，强调原则，坚持立场。而研究则是逆向的、多线条的，是讨论商榷，要于不疑处找疑点，观点表述要尽可能排斥主观上的先入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学术精品稀少贫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与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混淆了研究与宣传之间的界限，将研究等同于宣传。这在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讨论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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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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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孝文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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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然改革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兴经济，又是稳定政局，又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发“六镇起义”，北魏统治就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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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结果它直接而彻底地摧毁了北魏赖以统治的根基，完全泯灭了鲜卑族的个性特征，使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骁勇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族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结局究竟该怎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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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汉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其汉化内容是汉文化中的精华还是糟粕？其汉化的途径与思维是否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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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那么，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与定位，就会永远是处于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混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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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4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主要是整顿吏治、理顺关系、改革经济、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包括迁徙都城、移风易俗、兴起礼乐、推行“汉化”。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后者求声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触动，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全面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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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改革虽然都归之于北魏孝文帝名下，总称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北魏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的命运不错。471年，即皇兴五年，孝文帝拓跋宏刚5岁，就受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禅让而登基为帝，直到499年死于任上，前后近30年。但是，在490年之前，他始终是一个傀儡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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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实权全部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手中。冯太后十分强势，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谲云诡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她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她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宠臣、粉丝的拥戴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冯太后曾一手策划了其子献文帝的废立，并操纵着其孙孝文帝本人的一切，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她对孝文帝拓跋宏，简直是视如无物，动辄责打，而孝文帝保命第一，绝不敢有任何的辩解，更不敢有些微的抱怨，“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而受之，不自申明”（《魏书·高祖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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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490年。是年，女强人冯太后终于抗不过自然规律，寿终正寝了。这时，孝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可以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来理政视事了。北魏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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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拓跋宏仅仅是个傀儡皇帝。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实施，即建立卓有成效的新制度以取代旧制度，如推行班禄制，实施三长制，倡导均田制，改革租庸调制，等等，虽然成效卓著，但说实在的，其实都与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些新制的策划与制定，都是李冲等人秉承冯太后的懿旨，执行冯太后的指令而鼓捣出来的。换言之，皆是在冯太后主持下逐一展开的。所有的功劳，当然也包括失误，都应该归于冯太后名下，而与孝文帝拓跋宏关系不大。只有在490年冯太后撒手归西，北魏孝文帝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拓跋宏才实际登台主持大计，推行那一系列诸如迁都洛阳，制礼作乐，全盘汉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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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后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成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而也只有明确地区分整个改革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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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年魏孝文帝亲政。这之后，这场改革才完全由他本人来操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从490年亲政到499年去世这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究竟有哪些？这些改革是否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纯粹为正面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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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这10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自主持的改革，最主要的动作有两项。一是493年全面启动、494年正式完成的迁徙都城，将北魏都城由平城迁移到洛阳；二是移风易俗，“全盘汉化”，彻底去掉鲜卑族的民族特性，将其完全融入汉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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