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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迁都洛阳而言，应该说是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迁都本身严格意义上不算改革措施，但它实现了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强化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摆脱了冯太后政治的阴影，削弱了鲜卑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为接下来的“汉化”改革扫除障碍，还是颇具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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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利弊交杂，有利必有弊。迁都的负面因素也是明显存在的。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破坏了鲜卑族的纯朴风尚，更为严重的是迁都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种种恶习，骄奢淫逸，官风腐败。正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迁都丧失了拓跋贵族集团的强有力支持，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伏下了北魏衰亡的契机。孝文帝去世后仅30余年，北魏政权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其远因也许不得不追溯到迁都洛阳之举。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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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通观史籍，我们知道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诚的汉文化迷恋者。史载：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读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高祖纪》）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孝文帝爱“文化”胜于扬“武化”，当属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盘汉化”，乃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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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即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汉化措施。其重点，是彻底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地促进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其具体的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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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服装。495年，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族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他还自己带头穿戴汉人服饰，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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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汉话。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明确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他认为“如此渐习，风化可新”。（《魏书·高祖纪》、《魏书·咸阳王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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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纪六》）从此之后，鲜卑族姓氏就与汉族完全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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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族等。孝文帝拓跋宏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情有独钟。在改汉姓的基础上，他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据此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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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婚姻。孝文帝为了使鲜卑与汉族两族进一步融合，还大力倡导鲜卑人与汉人互通婚姻。他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出处同上）此外，他还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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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籍贯。拓跋宏还颁布诏令，规定凡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归葬平城，从而有效地切割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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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盘汉化”来消除鲜卑拓跋氏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改革的结果，是鲜卑拓跋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姓氏、服饰，也没有了自己纯粹的血统。这样一来，鲜卑拓跋氏便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从而与汉族完全同化，融入汉族。更为严重的是，孝文帝还借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之机会，将南朝地区业已趋于没落的腐朽门阀制度在北方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这样一来给北魏原本比较单纯、实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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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不少论者认为孝文帝拓跋宏的所作所为，乃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所效仿的是汉文化中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尤其是其以生搬硬套的方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使得尚无厚重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氏贵族迅速腐化堕落，从而严重地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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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价当然显得有些偏激和刻薄，但是，鲜卑拓跋氏因此而自断根脉，逐渐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恐怕是平允的看法。这对鲜卑拓跋氏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对此，孝文帝拓跋宏本人是难辞其咎的。所以，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宗旨与特色的改革，其意义当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孝文帝只追求与汉文化相吻合，而忘掉了自己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它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宏观而言，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但对于北魏王朝、拓跋鲜卑的前途命运而言，则怎样贬斥之也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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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这些移风易俗的做法，孝文帝拓跋宏的“全盘汉化”还包括确立儒家学说为北魏统治的指导思想，并极力维护其重要地位，按汉族礼仪制度全面改造祭天礼仪，不拘一格重用洛阳新贵与汉族士人等多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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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倡导儒学而言，这表明鲜卑族认同汉文化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它同时也意味着鲜卑拓跋氏主动丢掉自己的特征与优势——勇武质朴，自我削弱曾经十分强盛的北魏军事力量。一方面是学校遍布，弦歌不绝，“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地，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列传》）另一方面是武备松弛，征战受挫，民风萎靡不振，斗志消沉退化。其中的得失还真不容易做简单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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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造礼仪言，孝文帝的所作所为，也直接从精神的源头摧毁了鲜卑族作为个体民族的心理支柱，使其成为没有主体性、没有共同精神文化家园、失去魂魄的一族。在这方面孝文帝的最大举措，是于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原来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魏所崇拜的天、神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在祭天仪式上也有相当的差异。北魏孝文帝之前，北魏政权在祭天上，遵行的是“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以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很显然，西郊祀天仪式使鲜卑拓跋氏贵族能够保持民族的古老原始崇拜，唤醒记忆深处的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可是，就是这么重要的典礼，让孝文帝拓跋宏一纸诏令给废除了，而改为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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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好处讲，是表明拓跋宏的汉化政策确已广泛地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大获成功。但若换位思考，我们不能不说，这类做法是挖鲜卑拓跋氏的祖坟，孝文帝乃鲜卑族的最大“叛徒”，做的是敌人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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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用洛阳新贵和汉族士人而言，孝文帝的行径也是得不偿失。他要消除冯太后的影响，要摆脱旧贵族的掣肘，要走出平城时代的阴影，建立自己的核心班底，任用自己的心腹亲信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则不免操之过急、欲速不达。其任用的人才范围比较狭窄，仅仅局限于那些支持改制的洛阳新贵，如任城王拓跋澄、齐州刺史拓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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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积极将汉族头面人士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中间既包括早有根基和名望的李彪、崔光等人，也不乏高闾、宋弁、邢峦这样的新锐之士。这种用人上的倾斜和偏爱，加上拓跋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严重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旧贵族离心离德，动辄捣乱。太子叛逃平城事件就是一记警钟。可是拓跋宏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是我行我素，刚愎自用，以致积重难返。“无可奈何花落去”，其死后不久，新旧对立，洛阳中枢与边防外镇抗衡终于全面爆发。北魏王朝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完全无法加以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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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对鲜卑拓跋氏的前途尤其是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传。宋代马端临、叶适，明清之际王夫之，清代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痛加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盘汉化”的做法。他们认为这完全是“急于有为，不计阶除，不本土俗，不量难易”，结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谓“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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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致强调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并指出孝文帝拓跋宏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乃毕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惟宏尔……视宏之所为，沐猴之冠优徘之戏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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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贬斥之辞中的意气成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评论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孝文帝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当时北魏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使得其从事革新、改弦更张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孝文帝本人及其亲信集团崇尚汉族的先进文明，提倡汉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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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就在于孝文帝的改革思维与主要措施陷入了致命的“误区”，即“不本土俗”“不安于本而眩其末”。他亲政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并不适合北魏国情与族情，乃是他个人好恶的感情冲动战胜了政治理性而运作的产物。它决定了北魏最终没落与解体的宿命。换言之，孝文帝改革的致命性失误，就是他在改革过程中让所谓的汉族优势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理智，以致完全丧失了鲜卑拓跋氏应有的自身立场，自动放弃了鲜卑拓跋氏的主体性与合法性，丢掉了作为独立民族在改革事业中的话语权。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一厢情愿地“全盘汉化”，主动缴械，自掘坟墓，融入汉族文化，这真是：“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后果至为悲惨，教训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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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主旨的改革悲剧，也印证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与历史，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则为枳”，其他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再美好、再优秀，也无法直接移植、生搬硬套。否则，就难免面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画虎不成反类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徒然贻笑于天下，成为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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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提供给今天人们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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