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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石守信等功臣宿将都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引退。赵匡胤十分高兴，立即颁布诏令恩准他们的“请求”，收回他们统率指挥禁军的权力，同时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安排他们做一些闲职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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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从根本上结束了唐后期以来的方镇悍将“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混乱局面。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用历史上一些君主惯用的屠戮功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在解决君将矛盾时搅起政治上的大动荡，也没有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残暴不仁、刻薄寡恩等不光彩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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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政治策略的运用成功，乃是以牺牲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为重大代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功臣宿将的经济赎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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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之下，从赵匡胤在位时开始，武将掠取土地，经营牟利，聚敛财货的风气就已经形成，并且逐渐盛行。（例如，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赵匡胤对此一般都是听之任之。他不在乎功臣贪墨，只在乎功臣进取。尽管有诸多问题，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杯酒释兵权”算是比较温和明智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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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第二章 君心难测英雄泪——名将的无奈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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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退进的恶果——“亚父”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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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十分特殊而又奇怪的现象，这便是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弃英雄如敝履、杀功臣似饮茶的现象，其最早的例子也出自春秋时期的南方诸侯列国——吴、楚、越等国。那里专制集权统治机制比较早地建立并开始运转，于是屠戮功臣以巩固君主集权也开风气之先，早早粉墨登场，领导潮流了。楚国成得臣（即：子玉）、子反不得善终，吴国伍子胥衔恨而亡，越国文种大夫一命呜呼，都是典型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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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仅说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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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初爆发的那场吴楚战争，伍子胥和孙武一样，是吴国大破楚军、高奏凯歌的主要功臣。为了夺取对楚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了“疲楚误楚”的战略指导方针，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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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为阖闾所欣然采纳，并且在具体军事行动中加以坚决的贯彻落实。这样六年时间实行下来，吴军先后袭击楚国弦、豫章等战略重地，使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士气低落。同时，吴军这种浅尝辄止、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打了就跑的迹近“无赖”做法，也给楚军统帅造成严重错觉，误以为吴军行动仅仅是武装骚扰而已，断定“小泥鰍掀不起什么大浪”，因而忽略了吴军这些“佯动”“捣乱”背后所包藏的大大“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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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伍子胥与孙子等人一起，捕捉时机，辅佐阖闾指挥吴军于公元前506年全面发起著名的柏举之战，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迅速穿越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信阳一带），实施远距离的战略奇袭，风卷残云，重创楚军，五战五捷，一举攻占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郢都（今湖北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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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郢之战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道为“东周第一战”。它使得吴国一举击败多年老对手楚国，给长期称霸、顾盼自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后期的整个战争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伍子胥又辅佐阖闾之子夫差，在反击越国进犯的夫椒之战中，统率吴军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杀得越军溃不成军，几近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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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伍子胥在“西破强楚”“南服越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在辅佐阖闾父子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历程带来幸运。在夫椒之战后是乘胜灭越，还是北上伐齐战略方针的选择上，他与夫差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况且夫差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对伍子胥的杰出战功怀有潜意识的妒嫉，夫差对伍子胥渐渐萌生了过河拆桥、杀驴卸磨的心思。当他看到伍子胥始终坚持南下灭越的初衷，知道伍子胥与齐国重臣有友好交往的消息时，不禁怒火攻心，气不打一处来，遂下决心诛杀伍子胥这位吴国兴盛的第一功臣。他派人给伍子胥送去属镂之剑，逼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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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手捧属镂之剑，回想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念及辉煌功勋带给自己杀身之祸的大冤恶遇，忍不住悲从中来，涕泪滂沱。他沉痛地对下属说：“我死之后，一定在我的墓上种植梓树，使其可作棺木以埋葬吴国。再挖出我的眼睛，将它悬挂在吴都东门之上，让我能看见越寇灭亡吴国这一幕吧！”说罢，他挥剑割喉，气绝身亡。一代英豪终于做了黑暗君主专制制度下“卸磨杀驴”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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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差听说了伍子胥临终前的遗言，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人取来伍子胥的尸身，盛之以皮襄，抛入滔滔不绝的江水之中，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使得这幕悲剧更带上一则凄惨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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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之死，当然是一出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责任无疑该由吴王夫差来负。然而，一只巴掌拍不响，伍子胥在这中间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的才华，他的处事，尤其是他的性格，至少在他与夫差的矛盾激化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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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极有才干，聪明睿智，深富韬略。当年伍氏遭遇灭门之祸时，伍子胥识破楚平王传召的险恶用心，没有像兄长那样犯傻回郢都自投罗网，而是选择了辗转出逃，使楚平王的斩草除根计划未能完全得逞。这种在生死关头的沉着、冷静，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战胜挑战的本钱。可见伍子胥在政治舞台亮相伊始，便是一个极有主见、极有远略的非比寻常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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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大臣出奔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对出奔目的地的选择，却能反映该人的政治智慧与斗争韬略的高下。伍子胥没有逗留齐晋等大国，也不曾飘泊于郑宋等小国，而是选择了南方的吴国，实在是高明之至。因为他懂得齐晋等大国有的是各类人才，物以稀为贵，多了便不值钱。在能人扎堆成窝的环境里，他想要立马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可是老大不容易。常言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去齐晋实在不是上策。宋、郑等小国倒会热情欢迎他去投靠，努力一把，谋个一官半职也大有机会。可是这些国家都小了一些，根本不能成为楚国的对手。其主观上也丝毫没有向楚国叫板的胆量。他去了那里不等于是白忙乎一场吗？父兄之仇又是猴年马月可以报得！所以，郑、宋等小国也无需成为他考虑投奔的选项。而强大起来的吴国必然会与近邻的楚国发生利益的冲突，双方对江淮流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要报父兄被杀之仇，必须借助于吴国之手。而吴国要实现削弱楚国实力，取代楚国成为南方霸主，也必然离不开他的帮助，必须借助于他的智谋。双方之间合则双赢，这个注，值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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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核心是高明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选定最合理的方案。正如流行歌曲《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所唱的“到了下一个路口，不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谁来为我做参谋”。战略就是决定向“左”或向“右”的“参谋”。伍子胥作出了向“左”向“右”的正确选择，证明他无愧为不世出的谋略大师、战略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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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破楚之后吴国新的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伍子胥的识见和判断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南服越人”或“北威齐晋”当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区别主次轻重，循序渐进，以避免两线作战，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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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伍子胥是最坚定的“南进”派。他认为，齐、鲁等国对吴国来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夫齐、鲁譬诸疾，犹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国语·吴语》）何足畏惧。反之，越国则是楚的盟国，长期以来为虎作伥，同吴国对着干，兵锋咄咄，得寸进尺。其有亡吴之心，实乃吴国的心腹大患。吴国只有首先彻底打败越国，才能国基永固，霸业有成。总算苍天保佑，吴军在夫椒之战中大获全胜。此时灭越，有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伍子胥自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所以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求夫差当断则断，把灭越大业进行到底。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越王勾践不是等闲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种更不是省油的灯。眼下越国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吴国必须一鼓作气，乘势一举灭亡它，绝不能养虎贻患。另外，他认为灭亡越国还可以确保他日吴国北进时没有后顾之忧，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因此从战略角度考虑，灭越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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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的意见没有错。他对吴国的忠诚也是无可置疑。可是为什么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正确的主张未被采纳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酿成最终的悲剧呢？这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性格弱点和处事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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