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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性格即命运”。这一点在伍子胥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是刚强有余,圆通不足。他疾恶如仇,秉直而行,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过于执着,有时不免不识时务,僵硬固执,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或做法异化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引起旁人的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真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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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他攻入郢都后的许多做法上有鲜明的反映。在双足踏上郢都土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疯了似的实施最坚决的复仇。他这样做,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他的父亲和兄长惨死在楚王的斧钺之下。他则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历尽人间的沧桑,尝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这让人日夜衔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报仇雪恨。如今苍天有眼,青山作证,他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这片洒满自己泪血的土地。他百感交集,万般慨然。他回想起当年的遭遇,不禁热血沸腾,怒火中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就是彻底复仇,一泄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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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以直报怨”,伍子胥不是不该复仇,问题是复仇的方式应该按常理出牌,能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认可。其复仇的最高原则,便是一切要适可而止,见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这个原则来对照伍子胥的复仇举动,我们会觉得他这方面显然做过头了:统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亲自鞭尸三百,并且“左足践腹,右手挟目”,大骂平王以泄愤恨。这的确是不顾社会舆论与影响,只图一时痛快的行为,是典型的仇恨与怨忿蒙蔽理智的结果。这当然是很难为他人所谅解和接受的。当时就有人对伍子胥的鞭尸事件提出批评和质疑。可兴头上的伍子胥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用“日暮途穷”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无疑是强辞夺理,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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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伍子胥这样果决刚毅的个性,与同样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凑合在一起,双方的隔阂与冲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一根桩上拴不得两只叫驴”,伍子胥如何能与夫差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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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阖闾的同辈人,在夫差当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对于夫差,他恐怕是会以子侄视之,扮演的是“亚父”的角色。而事实上,“亚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很有主见和才干的子侄跟前,你若是真的把“亚父”当作一回事,喜欢端起架子倚老卖老,指指点点,那么,受后辈的冷落,甚至恚恨实在是迟早的事情。如项羽对待范增,这中间固然有陈平的离间计因素,可是如果双方没有芥蒂,这样的小儿科手法又何尝能够得逞?其他像韩遂之于马超,高颎之于杨广,杨宇霆之于张学良,关系的破裂都可以归结于这种“亚父”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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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与夫差的关系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伍子胥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夫差毕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战这样的特大型胜仗,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勋与资格,要对夫差的北上争霸计划说三道四,评长说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样听信顺从他伍子胥的意见。这当然会让夫差感到很是没有面子。夫差心中的恼怒与抵触是可想而知的。他只是碍于情面,没有马上发作而已。如果说,伍子胥发表意见前,夫差还游离于南下或北上的两难选择,那么,经伍子胥一激,他此时恐怕反而真的下了决心:就不听你的唠叨,你越是主张南下灭越,那我就越不信这个邪,偏偏要北上中原,与齐、晋等大国周旋一番。我就是要看看在吴国究竟是谁做主人,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二去,伍子胥自然被边缘化了,甚至连生命都处于危殆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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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圆滑一些,他让自己南下灭越的主张,借其他人之口说出来,他不做出头椽子,或者干脆正话反说,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计划,搞不好倒很有可能会使夫差临事而惧,变得犹豫疑惑起来,以至于最终放弃这种战略上明显存在漏洞的选择。可“亚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地掺和了进来,便使得事情愈发复杂化,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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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抚养,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到来。“狡兔三窟”,伍子胥自我保护,给自己找个退路本无可厚非。可是在君臣关系已十分微妙的情况下,他再这么做,却等于是横生枝节,火上浇油。这件事使夫差坐实了对伍子胥建议灭越、反对伐齐动机的怀疑。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么做,是“不忠”“怀有贰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况伍子胥的“窟”是营造在即将征伐的敌手地盘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谁知伍子胥聪明一世,竟会如此懵懂一时。他死在属镂剑下,的确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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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强梁”是他的显著性格特征。可哲人老子早就说过,“强梁者不得其死”。伍子胥的性格早已埋下了“不得其死”的根子。同时,伍子胥是元老,是“亚父”级人士。对这类人来说,在新的主子面前,最好的处世方式是遇上矛盾绕着走,碰上难题三缄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君子思不出其位”。伍子胥以他特殊的背景,则应该更进一步,做到“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样,他才有可能与雄心勃勃、刚愎自用的夫差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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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伍子胥毕竟不同于后世的长乐老冯道诸人。他不但要“谋其政”,而且有越俎代庖的嫌疑。这如何能让夫差容忍,如何能让夫差舒坦,双方的彻底决裂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秘密被揭露,这时伍子胥即便是再聪明,再能干,也是百口莫辩,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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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用人力去主宰事物、操纵政治,只会使得一切变得混乱糟糕,走向反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事与愿违,种瓜得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如老子告诫孔子那样:明察秋毫者容易自蹈死地,这是因为其议论他人;博学多闻者容易危及自身,因为其批评他人。还是糊涂一些,不要固执,“毋以有己”,忘了自己吧。伍子胥无法做到“毋以有己”,再加上顶着“亚父”这样不尴不尬的特殊身份,无怪乎是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子胥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责怪他自己。可谓“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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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李广难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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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称李广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尤其是那段总结文字:“《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更是情文并茂,声泪俱下,使李广的人格魅力永垂青史,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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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其中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史记》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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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的背景,更有其个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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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公羊春秋》“大复仇”的指导原则。汉武帝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问题上以和为主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于是汉武帝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特别是汉武帝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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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骑兵在秦汉时称为“骑士”,是当时军队主力兵种之一。它的发展又以汉武帝反击匈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骑兵与车兵、步兵的地位相近,甚至还要稍低一些。但是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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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从此以后,汉军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从而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坚决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取得了汉匈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骑兵的发展及其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是秦汉时期兵种建设上最大的特色。它标志着中国军事学术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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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必然就显得“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汉朝战略方针的演变遂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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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局限所致。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其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唐代诗人卢纶曾如此颂扬李广的神箭无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李广高明的箭艺与气概。(箭镞入石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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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重要军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他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亏输、损师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应有的风采。这给人以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常言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这就不是单纯地用“偶然性”所能解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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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中间有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但是,在简单的表象背后,我们认为还有本质的问题症结存在。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缺乏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对于这样的遭遇,李广的愧愤自杀,是他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词。其情虽可悯,其理实难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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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的战功固乏善可陈,而他的治军做法也多有弊端。的确,在他身上,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优点殊为突出,“宽缓不苛”使得“军中自是服其勇”,以至他自尽后,“一军皆哭”,连普通百姓也“皆为尽哀”。(《史记·李将军列传》)可是,他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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