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4850
常言说，“性格即命运”。这一点在伍子胥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是刚强有余，圆通不足。他疾恶如仇，秉直而行，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过于执着，有时不免不识时务，僵硬固执，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或做法异化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引起旁人的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真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707114851
1707114852
这一点在他攻入郢都后的许多做法上有鲜明的反映。在双足踏上郢都土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疯了似的实施最坚决的复仇。他这样做，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他的父亲和兄长惨死在楚王的斧钺之下。他则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历尽人间的沧桑，尝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这让人日夜衔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报仇雪恨。如今苍天有眼，青山作证，他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这片洒满自己泪血的土地。他百感交集，万般慨然。他回想起当年的遭遇，不禁热血沸腾，怒火中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就是彻底复仇，一泄心头之恨。
1707114853
1707114854
孔子说“以直报怨”，伍子胥不是不该复仇，问题是复仇的方式应该按常理出牌，能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认可。其复仇的最高原则，便是一切要适可而止，见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这个原则来对照伍子胥的复仇举动，我们会觉得他这方面显然做过头了：统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亲自鞭尸三百，并且“左足践腹，右手挟目”，大骂平王以泄愤恨。这的确是不顾社会舆论与影响，只图一时痛快的行为，是典型的仇恨与怨忿蒙蔽理智的结果。这当然是很难为他人所谅解和接受的。当时就有人对伍子胥的鞭尸事件提出批评和质疑。可兴头上的伍子胥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用“日暮途穷”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无疑是强辞夺理，错上加错。
1707114855
1707114856
以伍子胥这样果决刚毅的个性，与同样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凑合在一起，双方的隔阂与冲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一根桩上拴不得两只叫驴”，伍子胥如何能与夫差和谐相处？
1707114857
1707114858
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阖闾的同辈人，在夫差当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对于夫差，他恐怕是会以子侄视之，扮演的是“亚父”的角色。而事实上，“亚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很有主见和才干的子侄跟前，你若是真的把“亚父”当作一回事，喜欢端起架子倚老卖老，指指点点，那么，受后辈的冷落，甚至恚恨实在是迟早的事情。如项羽对待范增，这中间固然有陈平的离间计因素，可是如果双方没有芥蒂，这样的小儿科手法又何尝能够得逞？其他像韩遂之于马超，高颎之于杨广，杨宇霆之于张学良，关系的破裂都可以归结于这种“亚父”陷阱！
1707114859
1707114860
伍子胥与夫差的关系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伍子胥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夫差毕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战这样的特大型胜仗，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勋与资格，要对夫差的北上争霸计划说三道四，评长说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样听信顺从他伍子胥的意见。这当然会让夫差感到很是没有面子。夫差心中的恼怒与抵触是可想而知的。他只是碍于情面，没有马上发作而已。如果说，伍子胥发表意见前，夫差还游离于南下或北上的两难选择，那么，经伍子胥一激，他此时恐怕反而真的下了决心：就不听你的唠叨，你越是主张南下灭越，那我就越不信这个邪，偏偏要北上中原，与齐、晋等大国周旋一番。我就是要看看在吴国究竟是谁做主人，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二去，伍子胥自然被边缘化了，甚至连生命都处于危殆境地。
1707114861
1707114862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圆滑一些，他让自己南下灭越的主张，借其他人之口说出来，他不做出头椽子，或者干脆正话反说，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计划，搞不好倒很有可能会使夫差临事而惧，变得犹豫疑惑起来，以至于最终放弃这种战略上明显存在漏洞的选择。可“亚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地掺和了进来，便使得事情愈发复杂化，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
1707114863
1707114864
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抚养，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到来。“狡兔三窟”，伍子胥自我保护，给自己找个退路本无可厚非。可是在君臣关系已十分微妙的情况下，他再这么做，却等于是横生枝节，火上浇油。这件事使夫差坐实了对伍子胥建议灭越、反对伐齐动机的怀疑。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么做，是“不忠”“怀有贰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况伍子胥的“窟”是营造在即将征伐的敌手地盘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谁知伍子胥聪明一世，竟会如此懵懂一时。他死在属镂剑下，的确是无可奈何。
1707114865
1707114866
伍子胥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强梁”是他的显著性格特征。可哲人老子早就说过，“强梁者不得其死”。伍子胥的性格早已埋下了“不得其死”的根子。同时，伍子胥是元老，是“亚父”级人士。对这类人来说，在新的主子面前，最好的处世方式是遇上矛盾绕着走，碰上难题三缄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君子思不出其位”。伍子胥以他特殊的背景，则应该更进一步，做到“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样，他才有可能与雄心勃勃、刚愎自用的夫差相安无事。
1707114867
1707114868
然而，伍子胥毕竟不同于后世的长乐老冯道诸人。他不但要“谋其政”，而且有越俎代庖的嫌疑。这如何能让夫差容忍，如何能让夫差舒坦，双方的彻底决裂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秘密被揭露，这时伍子胥即便是再聪明，再能干，也是百口莫辩，一败涂地。
1707114869
1707114870
幻想用人力去主宰事物、操纵政治，只会使得一切变得混乱糟糕，走向反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事与愿违，种瓜得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如老子告诫孔子那样：明察秋毫者容易自蹈死地，这是因为其议论他人；博学多闻者容易危及自身，因为其批评他人。还是糊涂一些，不要固执，“毋以有己”，忘了自己吧。伍子胥无法做到“毋以有己”，再加上顶着“亚父”这样不尴不尬的特殊身份，无怪乎是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子胥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责怪他自己。可谓“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1707114871
1707114872
1707114873
1707114874
1707114876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李广难封的真相
1707114877
1707114878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称李广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尤其是那段总结文字：“《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更是情文并茂，声泪俱下，使李广的人格魅力永垂青史，感天动地！
1707114879
1707114880
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其中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史记》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1707114881
1707114882
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的背景，更有其个人的因素。
1707114883
1707114884
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公羊春秋》“大复仇”的指导原则。汉武帝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问题上以和为主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于是汉武帝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特别是汉武帝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1707114885
1707114886
我们知道，骑兵在秦汉时称为“骑士”，是当时军队主力兵种之一。它的发展又以汉武帝反击匈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汉武帝之前，骑兵与车兵、步兵的地位相近，甚至还要稍低一些。但是从汉武帝时代起，骑兵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
1707114887
1707114888
古代兵家认为，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从此以后，汉军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从而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坚决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取得了汉匈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由此可见，骑兵的发展及其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是秦汉时期兵种建设上最大的特色。它标志着中国军事学术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
1707114889
1707114890
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必然就显得“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汉朝战略方针的演变遂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
1707114891
1707114892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局限所致。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其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唐代诗人卢纶曾如此颂扬李广的神箭无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李广高明的箭艺与气概。（箭镞入石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1707114893
1707114894
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重要军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他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亏输、损师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应有的风采。这给人以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常言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这就不是单纯地用“偶然性”所能解释的了。
1707114895
1707114896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中间有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但是，在简单的表象背后，我们认为还有本质的问题症结存在。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缺乏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对于这样的遭遇，李广的愧愤自杀，是他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词。其情虽可悯，其理实难喻。
1707114897
1707114898
李广的战功固乏善可陈，而他的治军做法也多有弊端。的确，在他身上，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优点殊为突出，“宽缓不苛”使得“军中自是服其勇”，以至他自尽后，“一军皆哭”，连普通百姓也“皆为尽哀”。（《史记·李将军列传》）可是，他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
1707114899
[
上一页 ]
[ :1.707114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