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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80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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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82 这又为诸葛亮的取胜提供了最佳的方案,使诸葛亮得以顺利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诸葛亮更加欣赏马谡的才能,认定他是继承自己事业、保持荆襄势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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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84 为了巩固荆襄势力的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有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在实施第一次北上祁山、进伐中原的战略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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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86 问题在于优秀的参谋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帅人选。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了。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下来,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的被动,“进无所据”。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自己聪明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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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88 马谡在街亭的败北,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而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授任无方”,其根源则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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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90 诸葛亮因经营荆襄势力集团小圈子而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他似乎并没有从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训。在荆、益两大势力的平衡方面,很显然他还是依托荆襄集团而有意无意地贬抑益州集团。所以他宁愿起用凉州天水人姜维,而不愿将实权交付到有益州集团背景的人手中。应该说,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对日后蜀汉政治演变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汉政权作为以荆襄人士为主体的外来政权,与当地人士的磨合协同似乎一直存在着问题。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绅、豪强、士人对它的认同拥护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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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92 当日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将统兵攻蜀时,诸葛瞩(诸葛亮之子)战死绵竹。而巴蜀等当地出身的官吏(如谯周等)却积极鼓动刘禅献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个中的端倪。道理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荆襄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对长期受压,甚至多少被边缘化的益州利益集团来说,既然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并非自己的政权,那么对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过于关心,改换门庭,转由曹魏来统治未尝就是天大的灾难。因此,当兵临城下之际,举城投降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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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4997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1707114258]
1707114998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昏君枉死英雄——败给皇帝晕招的哥舒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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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00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年份。是年十一月,时任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的爪牙,以讨伐宰相杨国忠,“清君侧”为口号,公开扯起叛乱的旗帜。安禄山统率大军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风尘仆仆、马不停蹄从范阳南下,企图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方式袭取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十二月初二,叛军风驰电掣般地攻占战略要地荥阳,兵锋直指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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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02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暮气沉沉,在温柔之乡流连忘返,一向对安禄山宠信有加,有求必应。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厮人面兽心,“得志便猖狂”,居然会恩将仇报,凶恶反噬。这时见局势危急,大祸临头,唐玄宗只得打起精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急急命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左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募集兵员,迎击叛军,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渡过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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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04 封常清受命抵达洛阳,十日之内总共招募了六万人,表面上数目可观,成绩不错,然而这些新军“皆白徒,未更训练”,作风散漫,武艺粗糙,仓猝上阵后,根本经不起叛军强大铁骑的勇猛冲击。封常清连战皆负,节节败退。叛军遂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乘胜从四门入城,肆意劫掠,占领了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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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06 封常清率败军与高仙芝会合后,有鉴于“贼锋不可当”的现实,且考虑到潼关对于长安京城安全的重要性,向高仙芝建议“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为长安城筑成最后一道的防御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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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08 高仙芝赞同这一看法,于是两人便率兵退守潼关,厉兵秣马,谨为守备。不久,叛军兵临潼关,在唐军依托关隘殊死抵抗下,“不得而去”,不得不作暂时的战术退却。潼关为重要战略要隘,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素称“国之门户”。《山海关志》指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为首称。”唐军如果能守住潼关,则京师长安可确保一时无虞。可是,就在军事形势稍有缓解的情况下,唐玄宗却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阴暗心态,以封常清“以贼摇众”,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饷”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杀了这两名久任边帅、屡立战功的大将,做出自毁长城的愚蠢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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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10 封、高两人人头落地,可是仗还得打下去,总得有人来承接他们留下的倒霉差使。很不幸,这个霉运让当时“发病在家”、处于病休将息状态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给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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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12 哥舒翰大名鼎鼎,战功赫赫。“月黑雁飞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这首唐诗讴歌的就是哥舒翰的英武神威。由他来与安禄山周旋,一决雌雄,本来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哥舒翰正身患重疾,“不能治事”。虽几经推辞,终不获唐玄宗的恩准,无可奈何,他只好强打起精神,接下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一职当然由皇室成员来领衔,外姓人再能干也没有扶正的机会,日后的郭子仪、李光弼干得最好同样只能当副元帅)的印绶,统领八万名唐军,连同高仙芝的旧部,进驻潼关,对垒安史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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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14 “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尽管是名将,但也会有弱点,哥舒翰也一样。这主要是他治军“用法严而不恤”,导致“士卒皆懈怠,无斗志”。另外,哥舒翰毕竟年事已高,更糟糕的是他有“风疾”在身,连指挥自己的手足尚且有困难,遑论处置十万火急、千头万绪的军机要务。他只能将大量事务交给德不足以服众、才不堪大任的行军司马田良丘来摆弄。这无疑是勉为其难,加上其手下骑兵主将王思礼与步军主将李承光嗑嗑碰碰,互不服气,“争长,无所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自然只宜固守,而不便主动进击叛军,提前展开战略决战。所以,哥舒翰到达潼关后,只是加强防守,持重待机。应该说,哥舒翰这么应对危局是基本正确的。这样可以迫使叛军前锋屯兵坚城之下,无法逾越潼关而进取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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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16 正当双方主力相持于潼关之际,河北诸郡民众愤恨于安史叛军的暴行,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等人的带动下,纷纷自发抗击叛军。而郭子仪、李光弼也统率精锐的朔方兵出击,与河北军民相呼应、相协同,切断了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延至次年正月,叛军前阻潼关,后绝范阳,军食不继,军心不稳。河北诸郡中归附叛军的“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叛军处境困难,进退维谷。于是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商议转入退却,回守范阳。很显然,这进一步充分证明了哥舒翰当时所奉行的“老虎不出洞”对策是正确的选择,体现了“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高明作战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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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18 可是,唐玄宗的“縻军”行动却改变了唐军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唐王朝的军事大权仍然由骄纵不法的宰相杨国忠把持。杨国忠自知多年以来作威作福,树敌甚多,而朝廷内部又悄然汹涌着对安禄山叛乱问题的追责暗潮。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杨国忠,认为安禄山反叛朝廷,是杨国忠一手导致的,甚至出现了杀杨国忠以消弥叛乱、平安天下的声浪。所以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十分害怕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回兵长安同自己作对。与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便向唐玄宗传播虚假军情消息说,陕州地区的叛军守将“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杨国忠鼓动昏庸的唐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兵出潼关,收复陕州、洛阳。唐玄宗本人急功近利,太需要赢得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并慰藉自己那颗苍老而又惶惧的心灵,就毫无保留地采纳了杨国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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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20 哥舒翰久历戎阵,作战经验丰富,深谙《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道理。所以他实难苟同这种轻举妄动的做法,立即上奏唐玄宗。他强调指出,安禄山是一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他正制造假象,引诱我军进入圈套,是万万不可上当的:“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哥舒翰主张以时间换空间,固守待疲,伺隙破之,一举底定大局:“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也给唐玄宗上奏疏,请求“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将叛将的妻、子收为人质,然后再去招抚叛将,叛贼必定丧失斗志,缴械投降。同时建议哥舒翰统率潼关大军“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否则必然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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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22 杨国忠见众将都反对潼关大军出击,以为是他们串通一气,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愈加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又奏告于唐玄宗,说是“贼方无备”,而哥舒翰瞻前顾后,逗留不出,是贻误军机,居心叵测。唐玄宗轻信杨国忠的一派胡言,同时也急于反攻,一雪前耻,便不顾众统军大将的正确意见,一再派遣使者前往潼关,“项背相望”,催促哥舒翰立即出关进击叛军,收复失地。哥舒翰难违君命,又知此刻进攻乃死路一条,遂“抚膺恸哭”,不得已只好率唐军主力出关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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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24 此时,叛军崔乾祐部已屯兵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距灵宝五十里)。西原南面靠山,北有黄河阻隔,中间一道隘路绵延七十余里。崔乾祐用重兵扼守险要之处,以逸待劳,等待唐军自动送上门来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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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26 六月初,双方的会战拉开大幕。战前哥舒翰与部下田良丘等人“浮舟中流”,观察对手的阵势。只见崔乾祐军兵力寡少,阵形不整,便下令催促诸军迅速挺进,由大将王思礼等率领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兵十余万继后,自己则带领三万余兵马,留在黄河北岸,击鼓助威,实施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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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028 叛将崔乾祐见官军开进,便故意只派出万余人进行迎击,而且显示“什什伍伍,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的散乱假象。唐军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果然中计,“望而笑之”,遂放松应有的警惕。两军稍事交锋,叛军即“偃旗如欲遁者”。唐军见状,误以为叛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更加松懈,便长驱直入,攻入狭隘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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