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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乾祐乘官军“不为备”之机，擂鼓指挥，突出伏兵，从山上投下无数木石，击杀唐军士众“甚众”。此时唐军困于狭路之中，骑兵人仰马翻，步兵挤作一团，无法展开战斗，“枪槊不得用”，陷入极大的被动。不得已情况下，官军只好驱马驾毡车在前面开道，想突出叛军的重围。然而，崔乾祐却早有准备。他大举动用了数十辆草车阻塞唐军毡车的推进道路，然后乘着“东风暴急”，顺风纵火。顿时烟焰弥漫，“官军不能开目”。他们以为叛军还在浓烟之中，就聚集弓弩乱射一气，结果没有伤着叛军的毫毛，反而是“妄自相杀”，误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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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至黄昏，当浓烟散去后，唐军才发觉面前并无叛军。可是，这时候他们所携带的箭矢却已经消耗殆尽了。叛将崔乾祐见机便派遣精骑从南面迂回，“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受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子兵法·九地篇》），“于是大败”。士卒或丢弃兵器甲胄躲入山谷，或自相践踏被挤下黄河活活淹死，一时间哭喊声、呼救声震天动地。叛军乘胜紧逼，庞忠所率领的后军见到王思礼统帅的前锋溃败，亦肝胆俱裂，丧魂落魄，不战自溃。哥舒翰亲率的河北军见了这般惨象也士气顿挫，争相逃窜。至此，唐军全线崩溃，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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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溃的唐军奔向潼关，只恨爹妈没有给自己多生两条腿。潼关关前原有三道堑壕，每道宽约两丈，深约一丈。溃兵慌不择路，纷纷跌入堑中，“须臾而满”，后继者人仰马翻，踏尸而入。八万大军出关，后来又陆陆续续添加士卒，达二十万之众，这时入关逃得性命者只剩下八千人左右。可是崔乾祐得势不饶人，依然尾随而来，潼关的残军力不能支，一战即溃。六月初九，叛军终于一举抢占了潼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道路。唐军主帅哥舒翰本人见大势尽去，又忧恐落得封常清、高仙芝一般的下场，就在部下的胁持下，摇动白旗，投降了安史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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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要地潼关失守后，长安便处于叛军的直接兵锋之下，再难固守自卫了。唐玄宗计无所出，也只好仓皇之中弃都出逃，西行“幸蜀”。“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唐玄宗落得个皇位提前被抢走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宠爱的女人都给搭了进去。到了马嵬坡，他遭遇部下扈从的逼宫：“六军不发奈如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泪血交和流”！唐朝平息安史叛乱的斗争，从此进入了更为困难和艰巨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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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圣孙武子说：“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兵法·谋攻篇》）。哥舒翰所部唐军主力惨败潼关的原因很多：包括朝廷奸佞当道，应对乏策；哥舒翰英雄迟暮，指挥无方；唐军素质低下，斗志消沉；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无疑当是唐玄宗昏庸颟顸又刚愎自用，听信小人杨国忠居心叵测的进言，“同三军之政”，“同三军之任”，对作战事宜乱加指挥，“縻军”羁将所致。他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拒绝听取那些真正了解敌我双方情势、身处战斗一线将领的正确意见，而强迫他们像木偶般遵从执行自己极端错误的决定，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贸然出关迎敌决战，结果导致一败涂地，把老本全都赔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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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家历来强调将帅的作用，主张“兵权贵一”，赋予前敌将帅在战场上机断指挥、便宜从事的全权，“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黄石公三略·中略》）。这乃是血的经验和教训所凝聚而成的军队指挥与管理的法则，理应高度重视，坚决秉执。可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却倚仗着自己的九五之尊，把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触犯了兵家的大忌，更违背了当君主的信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唐军要想避免出现丧师辱国、自食恶果的结局，难道能够办得到吗？换言之，唐军在潼关之战的败北，乃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而其中的罪魁祸首，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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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自污自晦，善终谢幕——郭子仪的圆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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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将郭子仪是享誉古今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是圆满的，也是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不是指战功赫赫，彪炳史册，而是特指他全身而退，善终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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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其实，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一是忠诚，二是自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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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你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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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铁树开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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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之处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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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快，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傲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桶。这样教寡人如何驾御，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抒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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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傲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相当管用的。皇帝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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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掉功臣宿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安上“有不臣之心”的罪名，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不吃这碗“迷魂汤”的。你看那历史上的一桩桩屠戮功臣的大案要案（事后证明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其罪名不外乎是“有异志”“阴有异志”“包藏不臣之心”之类。总之，是对皇上不忠。同样，只要尽力表示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忠厚老实、忠字当头、精忠报皇——忠得越愚越好，那么不管你有无能耐，有无功绩，有无出息，就是寡人我最最赏识也最最放心的人。不但不砍你的脑袋，而且还要百般宠信，赏赐给你高官厚禄，让你一辈子逍遥自在，风流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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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宿将把准了皇帝的脉，那么他就要投其所好，尽量在皇帝的跟前扮演一副忠臣驯仆的模样。皇帝讲话他点头，皇帝训诫他叩首，皇帝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赶紧凑上去奉承：月亮方得有棱角；皇帝讲这匹马儿原来是头鹿，他忙不迭地插科打浑：说起此鹿来头大。只要能够让皇上相信自己的忠诚，保住自己脖子上的头颅，那么，唾面自干本也无妨，装学孙子实属正常。至于是真忠还是假忠，是大忠还是小忠，是精忠还是愚忠，那就只有天知道，不好过分去深究了。关键是要假戏真做，一本正经，不出任何破绽，能够哄得住皇上，让他信以为真，让他放你一条生路。同时还要瞒得过皇帝身边的小人，让他们找不到理由在背后捣乱，不至于败坏自己的大事，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既然，表忠输诚有这么大的好处，于是功臣宿将便把这一招当作保全自身、摆脱魔掌、告别祸患的不二法门，偶尔也在皇帝面前露上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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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君主、朝廷的绝对忠诚，是秦汉“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建立后才开始全面提倡的。在先秦时期，除了法家之外，忠君的观念尚是相对的。以儒家为例子，孔老夫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双方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君主与臣僚各有其权利与义务。臣子对君主尽忠是以君主以礼对待臣子为基本前提的。孟子更宣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强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提倡“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易经》中的名言，但最为孟子所服膺），这与臣子绝对忠诚于君主可是一点边也不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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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秦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是使法家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体系之中。“外儒而内法”，“霸王道杂用之”，使得“忠”成为衡量臣子是否政治合格的唯一标准。于是便有了“《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逻辑，便有了刘邦赏效忠项羽、同自己作对的季布，而杀背叛项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丁公之类的反常行为。其核心便是以“忠”划线，以“忠”为最高的政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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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统治者对“忠”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太宗造就“贞观之治”，算是比较少有的一代明主了。可他一旦谈起“忠”来，言辞中也不免充彻着陈腐而血腥的气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这里，君臣伦理关系上，便只剩下无私无偿的“忠”了。正如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所言，乃是“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之事也”。（《明夷待访录·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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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尽忠节义”这一基本特色后，再回过头来看功臣宿将大打“忠”字招牌，以全身免祸的做法也就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了。既然皇上喜欢大家尽忠于他的朝廷，热衷于让全体臣下都变成一个个以皇上的思想为思想的无脑人，做封建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就不妨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以“忠臣”的面孔出现，以顺从的姿态周旋，也好让皇上放心，自己活命。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云云，正是这么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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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做得最高明的大概莫过于唐朝中期名将、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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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论郭子仪，就不能不说一说唐代另一位名将李光弼。两人一相比较，方可知道郭子仪之“忠”难能可贵，郭子仪之“完名高节”实属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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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李两人都是唐代中叶的大功臣。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祚之所以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个人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旧史书称道他们是“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评价虽高，但倒没有什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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