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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无部伍行阵”，止舍时“人人自便”，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不击刁斗以自卫”，在幕府中则无“文书籍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这种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它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旅进旅退”，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篇》）。李广违背了这一治军的基本原则，无怪乎会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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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对所谓优秀将领的标准做出更为合理的界定。一位将领是否优秀，不是看他爱护士卒方面做得如何，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在战场上克敌制胜。能打胜仗，便是名将；不能打胜仗，那么他再是爱兵如子，再是与士卒同甘共苦，赢得部下的信赖，则依旧是庸将。一句话，胜利是衡量一位将领合格与否、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以此为坐标考查李广，我们不得不对李广说一声：“将军，你并不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杰出的军队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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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广的性格与气度，看来也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业的人物。有言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优秀的名将，是能够做到襟怀坦白、虚心容物的。可是，很显然李广并不是那类人。这从他对待霸陵尉一事便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广被闲置期间，曾在蓝田南山一带射猎，打发时间。有一次他带一名随从乘夜色外出，喝得醉醺醺后信马由缰踏上归程。他途中经过霸陵亭。负责该地治安的霸陵尉正好也喝得有几分醉意。他见了李广未免不够恭敬和客气，大声呵斥李广不该违禁夜行。李广的侍从上前申明这是“故李将军”（意谓退休将军李大人），希望借此免去对李广违禁夜行的责罚。谁知霸陵尉仗着酒劲并不买账，声称：“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更何况是什么退休将军！”于是按规章将李广扣留在其办公地点整整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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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霸陵尉的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不怎么通人情世故，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毕竟是秉公执法，照章办事，并无大错。李广不检讨自己的违禁之过，反而对严格守法与执法的霸陵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当李广出任右北平太守后，第一件事便是报复霸陵尉，取其项上首级，“即请霸陵尉俱与，至军而斩之”（《史记·李将军列传》）。如此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又焉能成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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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李广的悲剧，不在于时运不济，而在于他自身的弱点。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该少一点道德上的廉价同情，多一份历史上的冷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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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自有其吊诡的地方。历史的真相传递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在历史的真实中并非特殊优秀的人物，经常会因种种机缘，而以完美的化身融入后来人们的历史认知，关羽如此，郭子仪如此，李广也复如此，令人不能不佩服历史重构的强大力量。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历史对人物或事件的重新塑造功能。这一点，在后世人们的人物再评价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宋朝偶尔杀了一个功臣岳飞，其主事者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就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动辄大规模屠戮功臣与士大夫的皇帝，却大多被后人轻轻放过，甚至还被千方百计地加以淡化或开脱。这不能不让人惊诧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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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广的身上，我们同样能见到这种历史人物重新被塑造的景象。借助于司马迁《史记》文字的魅力，李广成为受委屈的历史人物之象征。久而久之，人们基于同情的心理，又使李广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百战名将乃至民族长城的图腾。换言之，到了后世，尤其从唐代以降，李广的形象就转化成为人们抗击外侮时追慕英雄再世的精神寄托了。唐代王昌龄《出塞》一诗就是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鲜明例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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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适的《燕歌行》，则更是将李广幻化为针砭当时军队建设之弊端、寄托人们呼唤与寻找军魂与国魂的希冀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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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道尽了人们心目中的无限期待、无穷追慕！李广是不幸的，生前征战一辈子，连一个侯爵也未得到。李广又是幸运的，身后流芳数千年，其荣耀令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将相也瞠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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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都是朋友圈害的——论诸葛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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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是山头林立、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这种按圈子画线、凭亲疏用人的风气弥漫历久，自然会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化。于是乎“一朝天子一朝臣”，“器惟求新，人惟用旧”等俗言谚语一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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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人上的圈子意识，不仅普通人摆脱不了，而且连睿智杰出的政治家也无法摈弃。光武帝刘秀在处理功臣问题上是那样的英明宽容，在历史上博得了“允冠百王”的美誉。然而他对马援的纤微过失却穷诘痛责，不假颜色，就反映出其性格上忌刻冷酷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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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但马援系隗嚣部属，而非南阳首义功臣，君臣关系不够深、不够铁，恐怕是缘故之一。唐太宗天纵英武，胸襟博大，玄武门之变后连死对头建成、元吉的部属、亲信都敢起用，像魏征、王圭、韦挺、薛万彻等人就是由此而在贞观朝崭露头角，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的。但是说到底这些人毕竟不能与秦王府的老班底人物（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样为唐太宗所信任、所器重。其受太宗礼遇厚重优渥固然是事实，但权职相对有限同样属实情。遇到册立太子、任命宰相等根本大事，唐太宗愿意与之商量的人，主要还是长孙无忌这样的肺腑之亲，而不是魏征这些闲杂人等。这就是圈内圈外的区别，也是疏不间亲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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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层道理，再来看诸葛亮为什么会高度信任马谡，甚至将他擢拔为第一次北伐中原、兵出祁山战略进攻行动中的前敌总指挥，就能够很容易找到其中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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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蜀地立国，其麾下军政官吏队伍的构成基本上来自于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遂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团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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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涿州起兵到寄寓荆州之前的核心圈子。他们是刘备兵微时便跟随其征战南北、飘泊四方的老兄弟，与刘备有过命的交情。他们人数虽不是很多，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蜀汉政权内部处于位高权重的地位，且深受刘备的信任，所谓无戎宿将，恩宠最厚。其代表人物有关羽、张飞、赵云、简雍、麋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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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期间，所延揽、笼络、收买的荆襄人物。荆州统治者刘表在汉末是士人领袖，被天下士人奉为清流“八俊”之一。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对内兴起儒学，表彰文化，招贤纳能，安抚流亡；对外则以守疆安土为战略方针，想方设法远离中原诸侯厮杀角逐的战火，汲汲于自保。这样，便使得荆州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成为一方相对安宁的土地，收容了不少因躲避中原战乱而流离颠沛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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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南下荆州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如王粲等）归附了曹操。另有一部分则在此前后跟随了刘备，这中间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诸葛亮、庞统等。他们在刘备集团内部虽无涿州首义功臣的根基与声望，但是人多势众。且有诸葛亮这样的角色充任领袖，在蜀汉整个政权结构中无疑属于中坚力量，后来居上，前途未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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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人员构成的第三部分，是刘备进入两川，反客为主，取刘璋为自代，奄有整个巴蜀之地后，所接纳的刘璋部分旧属与益州当地豪强、士人。他们中间有的见刘璋暗弱，禀执乱世之时“君固择臣，臣亦择君”之观念，随时留意为自己找退路、谋多窟，故早早与刘备暗通款曲。等到刘备真的对刘璋兵戈相向，其即主动投向刘备，成为蜀汉重要开国之臣。有的则是当刘备兵临城下，刘璋万念俱灰、束手投降之际，随大流，顺形势而被动地归依新的统治者。但无论是主动投靠的，还是被动胁从的，在蜀汉新政权中，他们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官吏队伍中，他们占了很大的比重，可谓是真正的基础。他们的代表人物第一号自然是法正，其次便是虽非益州籍，但却与两川当地渊源极其深厚的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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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人员构成的第四部分，乃是曾令曹操吃足苦头、大伤脑筋的凉州名将马超及其部属（曹操尝云：马儿不死，吾死无葬身之地也）。马超与曹操鏖战潼关，一度杀得对手丢盔弃甲、肝胆俱裂，后因种种原因功败垂成，先依附张鲁，终归顺刘备。虽说是战败亡命归附，但马超本人公侯之后的身份、久经沙场的经历，使得刘备不能对他及其部属等闲视之，而要奉为上宾，优渥有加。事实也正如此，马超的来归，大大地增加了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分量。由马超领衔上表劝进刘备晋爵汉中王一事就证明了马超在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之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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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蜀汉政权的整个构成体系中，上述四大部分（也可以说是四个圈子）的地位、实力以及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直接制约和影响着蜀汉政权内部的整合，给蜀汉政治格局的演变、政治生态的嬗递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换言之，四大圈子的彼此消长，实际上影响和决定了蜀汉政权的前途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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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大圈子中，凉州马氏实力最小，基本上是一种摆设。马超兵败来投，势单力薄，加上参与政权时间短暂，这种现实，决定了马超及其部属拥有众多的头衔、很高的爵位，但是在具体的军政大事上却不可能具有发言权，更不必说有什么决策权了。实际上，马超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归附刘备之后，他便彻底交出兵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着杜门不出、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的半隐居式生活。彭羕找他叙话，其中有“吾主内，君主外，天下不足定也”等言，马超闻后不胜诧异，大惊失色，赶忙向有司举报，绝情寡义地将彭羕送上断头台。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深谙自己不受信任，当时时检点留意，但求全身自保的心理。凉州马氏势力的处境以及与蜀汉政权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而随着马超的英年早逝，凉州势力也就很快烟消云散、消亡殆尽。只有马岱等孑遗以个体的身份依附于当时的政权主流之中，保存一些凉州军人的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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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势力集团的地位与实力较之凉州势力集团自然要强大得多。然而其归宿却与凉州集团并无不同，可谓殊途而同归。导致其势力渐趋削弱，其影响日益式微的主要原因乃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该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随着战事频繁，岁月推移，不是死于非命（如关羽魂断麦城，张飞命丧部属），就是死于疾病或老迈，到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全面主政时，该集团基本上也是凋零殆尽、彻底瓦解了。他们在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大致完成，是到交出权力之棒、淡出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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