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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高两人人头落地，可是仗还得打下去，总得有人来承接他们留下的倒霉差使。很不幸，这个霉运让当时“发病在家”、处于病休将息状态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给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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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大名鼎鼎，战功赫赫。“月黑雁飞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这首唐诗讴歌的就是哥舒翰的英武神威。由他来与安禄山周旋，一决雌雄，本来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哥舒翰正身患重疾，“不能治事”。虽几经推辞，终不获唐玄宗的恩准，无可奈何，他只好强打起精神，接下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一职当然由皇室成员来领衔，外姓人再能干也没有扶正的机会，日后的郭子仪、李光弼干得最好同样只能当副元帅）的印绶，统领八万名唐军，连同高仙芝的旧部，进驻潼关，对垒安史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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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尽管是名将，但也会有弱点，哥舒翰也一样。这主要是他治军“用法严而不恤”，导致“士卒皆懈怠，无斗志”。另外，哥舒翰毕竟年事已高，更糟糕的是他有“风疾”在身，连指挥自己的手足尚且有困难，遑论处置十万火急、千头万绪的军机要务。他只能将大量事务交给德不足以服众、才不堪大任的行军司马田良丘来摆弄。这无疑是勉为其难，加上其手下骑兵主将王思礼与步军主将李承光嗑嗑碰碰，互不服气，“争长，无所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自然只宜固守，而不便主动进击叛军，提前展开战略决战。所以，哥舒翰到达潼关后，只是加强防守，持重待机。应该说，哥舒翰这么应对危局是基本正确的。这样可以迫使叛军前锋屯兵坚城之下，无法逾越潼关而进取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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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双方主力相持于潼关之际，河北诸郡民众愤恨于安史叛军的暴行，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等人的带动下，纷纷自发抗击叛军。而郭子仪、李光弼也统率精锐的朔方兵出击，与河北军民相呼应、相协同，切断了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延至次年正月，叛军前阻潼关，后绝范阳，军食不继，军心不稳。河北诸郡中归附叛军的“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叛军处境困难，进退维谷。于是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商议转入退却，回守范阳。很显然，这进一步充分证明了哥舒翰当时所奉行的“老虎不出洞”对策是正确的选择，体现了“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高明作战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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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唐玄宗的“縻军”行动却改变了唐军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唐王朝的军事大权仍然由骄纵不法的宰相杨国忠把持。杨国忠自知多年以来作威作福，树敌甚多，而朝廷内部又悄然汹涌着对安禄山叛乱问题的追责暗潮。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杨国忠，认为安禄山反叛朝廷，是杨国忠一手导致的，甚至出现了杀杨国忠以消弥叛乱、平安天下的声浪。所以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十分害怕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回兵长安同自己作对。与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便向唐玄宗传播虚假军情消息说，陕州地区的叛军守将“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杨国忠鼓动昏庸的唐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兵出潼关，收复陕州、洛阳。唐玄宗本人急功近利，太需要赢得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并慰藉自己那颗苍老而又惶惧的心灵，就毫无保留地采纳了杨国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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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久历戎阵，作战经验丰富，深谙《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道理。所以他实难苟同这种轻举妄动的做法，立即上奏唐玄宗。他强调指出，安禄山是一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他正制造假象，引诱我军进入圈套，是万万不可上当的：“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哥舒翰主张以时间换空间，固守待疲，伺隙破之，一举底定大局：“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也给唐玄宗上奏疏，请求“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将叛将的妻、子收为人质，然后再去招抚叛将，叛贼必定丧失斗志，缴械投降。同时建议哥舒翰统率潼关大军“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否则必然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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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见众将都反对潼关大军出击，以为是他们串通一气，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愈加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又奏告于唐玄宗，说是“贼方无备”，而哥舒翰瞻前顾后，逗留不出，是贻误军机，居心叵测。唐玄宗轻信杨国忠的一派胡言，同时也急于反攻，一雪前耻，便不顾众统军大将的正确意见，一再派遣使者前往潼关，“项背相望”，催促哥舒翰立即出关进击叛军，收复失地。哥舒翰难违君命，又知此刻进攻乃死路一条，遂“抚膺恸哭”，不得已只好率唐军主力出关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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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叛军崔乾祐部已屯兵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距灵宝五十里）。西原南面靠山，北有黄河阻隔，中间一道隘路绵延七十余里。崔乾祐用重兵扼守险要之处，以逸待劳，等待唐军自动送上门来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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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双方的会战拉开大幕。战前哥舒翰与部下田良丘等人“浮舟中流”，观察对手的阵势。只见崔乾祐军兵力寡少，阵形不整，便下令催促诸军迅速挺进，由大将王思礼等率领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兵十余万继后，自己则带领三万余兵马，留在黄河北岸，击鼓助威，实施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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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将崔乾祐见官军开进，便故意只派出万余人进行迎击，而且显示“什什伍伍，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的散乱假象。唐军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果然中计，“望而笑之”，遂放松应有的警惕。两军稍事交锋，叛军即“偃旗如欲遁者”。唐军见状，误以为叛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更加松懈，便长驱直入，攻入狭隘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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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乾祐乘官军“不为备”之机，擂鼓指挥，突出伏兵，从山上投下无数木石，击杀唐军士众“甚众”。此时唐军困于狭路之中，骑兵人仰马翻，步兵挤作一团，无法展开战斗，“枪槊不得用”，陷入极大的被动。不得已情况下，官军只好驱马驾毡车在前面开道，想突出叛军的重围。然而，崔乾祐却早有准备。他大举动用了数十辆草车阻塞唐军毡车的推进道路，然后乘着“东风暴急”，顺风纵火。顿时烟焰弥漫，“官军不能开目”。他们以为叛军还在浓烟之中，就聚集弓弩乱射一气，结果没有伤着叛军的毫毛，反而是“妄自相杀”，误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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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至黄昏，当浓烟散去后，唐军才发觉面前并无叛军。可是，这时候他们所携带的箭矢却已经消耗殆尽了。叛将崔乾祐见机便派遣精骑从南面迂回，“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受敌，“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子兵法·九地篇》），“于是大败”。士卒或丢弃兵器甲胄躲入山谷，或自相践踏被挤下黄河活活淹死，一时间哭喊声、呼救声震天动地。叛军乘胜紧逼，庞忠所率领的后军见到王思礼统帅的前锋溃败，亦肝胆俱裂，丧魂落魄，不战自溃。哥舒翰亲率的河北军见了这般惨象也士气顿挫，争相逃窜。至此，唐军全线崩溃，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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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溃的唐军奔向潼关，只恨爹妈没有给自己多生两条腿。潼关关前原有三道堑壕，每道宽约两丈，深约一丈。溃兵慌不择路，纷纷跌入堑中，“须臾而满”，后继者人仰马翻，踏尸而入。八万大军出关，后来又陆陆续续添加士卒，达二十万之众，这时入关逃得性命者只剩下八千人左右。可是崔乾祐得势不饶人，依然尾随而来，潼关的残军力不能支，一战即溃。六月初九，叛军终于一举抢占了潼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道路。唐军主帅哥舒翰本人见大势尽去，又忧恐落得封常清、高仙芝一般的下场，就在部下的胁持下，摇动白旗，投降了安史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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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要地潼关失守后，长安便处于叛军的直接兵锋之下，再难固守自卫了。唐玄宗计无所出，也只好仓皇之中弃都出逃，西行“幸蜀”。“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唐玄宗落得个皇位提前被抢走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宠爱的女人都给搭了进去。到了马嵬坡，他遭遇部下扈从的逼宫：“六军不发奈如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泪血交和流”！唐朝平息安史叛乱的斗争，从此进入了更为困难和艰巨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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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圣孙武子说：“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兵法·谋攻篇》）。哥舒翰所部唐军主力惨败潼关的原因很多：包括朝廷奸佞当道，应对乏策；哥舒翰英雄迟暮，指挥无方；唐军素质低下，斗志消沉；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无疑当是唐玄宗昏庸颟顸又刚愎自用，听信小人杨国忠居心叵测的进言，“同三军之政”，“同三军之任”，对作战事宜乱加指挥，“縻军”羁将所致。他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拒绝听取那些真正了解敌我双方情势、身处战斗一线将领的正确意见，而强迫他们像木偶般遵从执行自己极端错误的决定，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贸然出关迎敌决战，结果导致一败涂地，把老本全都赔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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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家历来强调将帅的作用，主张“兵权贵一”，赋予前敌将帅在战场上机断指挥、便宜从事的全权，“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黄石公三略·中略》）。这乃是血的经验和教训所凝聚而成的军队指挥与管理的法则，理应高度重视，坚决秉执。可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却倚仗着自己的九五之尊，把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触犯了兵家的大忌，更违背了当君主的信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唐军要想避免出现丧师辱国、自食恶果的结局，难道能够办得到吗？换言之，唐军在潼关之战的败北，乃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而其中的罪魁祸首，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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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自污自晦，善终谢幕——郭子仪的圆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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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将郭子仪是享誉古今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是圆满的，也是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不是指战功赫赫，彪炳史册，而是特指他全身而退，善终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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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其实，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一是忠诚，二是自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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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你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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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铁树开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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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之处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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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快，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傲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桶。这样教寡人如何驾御，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抒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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