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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傲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相当管用的。皇帝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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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掉功臣宿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安上“有不臣之心”的罪名,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不吃这碗“迷魂汤”的。你看那历史上的一桩桩屠戮功臣的大案要案(事后证明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其罪名不外乎是“有异志”“阴有异志”“包藏不臣之心”之类。总之,是对皇上不忠。同样,只要尽力表示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忠厚老实、忠字当头、精忠报皇——忠得越愚越好,那么不管你有无能耐,有无功绩,有无出息,就是寡人我最最赏识也最最放心的人。不但不砍你的脑袋,而且还要百般宠信,赏赐给你高官厚禄,让你一辈子逍遥自在,风流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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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宿将把准了皇帝的脉,那么他就要投其所好,尽量在皇帝的跟前扮演一副忠臣驯仆的模样。皇帝讲话他点头,皇帝训诫他叩首,皇帝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赶紧凑上去奉承:月亮方得有棱角;皇帝讲这匹马儿原来是头鹿,他忙不迭地插科打浑:说起此鹿来头大。只要能够让皇上相信自己的忠诚,保住自己脖子上的头颅,那么,唾面自干本也无妨,装学孙子实属正常。至于是真忠还是假忠,是大忠还是小忠,是精忠还是愚忠,那就只有天知道,不好过分去深究了。关键是要假戏真做,一本正经,不出任何破绽,能够哄得住皇上,让他信以为真,让他放你一条生路。同时还要瞒得过皇帝身边的小人,让他们找不到理由在背后捣乱,不至于败坏自己的大事,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既然,表忠输诚有这么大的好处,于是功臣宿将便把这一招当作保全自身、摆脱魔掌、告别祸患的不二法门,偶尔也在皇帝面前露上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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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君主、朝廷的绝对忠诚,是秦汉“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建立后才开始全面提倡的。在先秦时期,除了法家之外,忠君的观念尚是相对的。以儒家为例子,孔老夫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双方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君主与臣僚各有其权利与义务。臣子对君主尽忠是以君主以礼对待臣子为基本前提的。孟子更宣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强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提倡“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易经》中的名言,但最为孟子所服膺),这与臣子绝对忠诚于君主可是一点边也不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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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秦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是使法家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体系之中。“外儒而内法”,“霸王道杂用之”,使得“忠”成为衡量臣子是否政治合格的唯一标准。于是便有了“《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逻辑,便有了刘邦赏效忠项羽、同自己作对的季布,而杀背叛项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丁公之类的反常行为。其核心便是以“忠”划线,以“忠”为最高的政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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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统治者对“忠”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太宗造就“贞观之治”,算是比较少有的一代明主了。可他一旦谈起“忠”来,言辞中也不免充彻着陈腐而血腥的气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这里,君臣伦理关系上,便只剩下无私无偿的“忠”了。正如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所言,乃是“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之事也”。(《明夷待访录·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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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尽忠节义”这一基本特色后,再回过头来看功臣宿将大打“忠”字招牌,以全身免祸的做法也就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了。既然皇上喜欢大家尽忠于他的朝廷,热衷于让全体臣下都变成一个个以皇上的思想为思想的无脑人,做封建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就不妨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以“忠臣”的面孔出现,以顺从的姿态周旋,也好让皇上放心,自己活命。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云云,正是这么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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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做得最高明的大概莫过于唐朝中期名将、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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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论郭子仪,就不能不说一说唐代另一位名将李光弼。两人一相比较,方可知道郭子仪之“忠”难能可贵,郭子仪之“完名高节”实属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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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李两人都是唐代中叶的大功臣。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祚之所以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个人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旧史书称道他们是“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评价虽高,但倒没有什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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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层地讲,在齐名的“郭、李”两人之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战功似乎要更胜一筹。这一信息是由《新唐书·李光弼传》透露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高明卓越、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在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杀得安史叛军魂飞魄散,鬼哭狼嚎。即使在治军管理上,他也显得比郭子仪来得更有章法,更有手腕。当年他曾替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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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要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富贵寿考,哀荣终始”这一幸遇,不仅落实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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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少数有历史癖的人士还知道他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头老百姓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人物。换句话说,郭子仪早已活在了千百万人中间,有如今日频频在荧幕上亮相的公众知识分子。而李光弼却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有如当今世上越来越稀罕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钻故纸堆的冬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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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说穿了,其实也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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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所应具备的品德素质。尤其是在“忠心事上”方面有上佳的表现。相反,李光弼在这方面则要瞠乎其后、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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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对唐王室的忠诚,可谓是已经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书即称他“事上诚”。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达,不管是对是错,郭子仪都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地加以执行,“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是“谗间不行”,宵小之徒就是想要算计他,也苦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了,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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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光弼就完全不同了。此人身上流淌着少数民族野性刚烈的热血,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更不会曲意去奉迎上司,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阉侍内构,遂陷嫌隙”。有时皇上下诏令他率师“勤王”,他又瞻前顾后,逶迤不进,拖宕延误,优柔寡断,“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就”。结果呢,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史载其“谋就自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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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尽忠”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郭子仪、李光弼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身后际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需要遵循的准则。它推到极致,就是“天下无不是的君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式的“高论”,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对皇上及其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来说,郭子仪式的“愚忠”自然更合他们的口胃,更是树为典型的合适人选。而普通民众因长期浸染于儒教文化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也很容易认同统治者的观念。在皇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仪属于“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而李光弼则是大节有亏,“卒以忧死”,并且从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的堂皇说教。古人说“立德,立言,立功,是谓三不朽”,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这一点,而郭子仪则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立德”,在效忠皇上方面有杰出的表现。这自然是讴歌肯定的最理想之对象了。所以,对李光弼来说,乃是“寂寞身后事”,就郭子仪而言,则是“千秋万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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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郭子仪是凭借着自己那份“赤胆忠心”而赢得皇上充分信任的。他的“尽忠”,不但使他自己摆脱了皇上猜忌的阴影,确保全身远祸,而且也让自己获得皇上的恩宠优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子仪乃是典型的“完人”,用唐史臣裴珀的话说,就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这样的“完人”,自然是大伙儿膜礼崇拜的对象,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也。换言之,他为后世的功臣名将树立了以“忠诚”换取自身安全的优秀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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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将郭子仪的人生成功,除了以己之“忠诚”而获皇上信任,获社会肯定之外,还借助了“自污”“自晦”的手段以全身远祸。换言之,郭子仪能够“福禄永终”,全身免祸,除了前面提到的他处处表现“效忠”皇帝的身段姿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自晦”“自污”“侈穷人欲”,聚敛奢侈,纵情声色,使得皇上相信他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贪图享受的“赳赳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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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郭子仪也比与他齐名的李光弼多留了几个心眼。李光弼为人“幼不嬉弄”,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全身上下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可郭子仪却根本不欣赏这一套。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皇上宁可功臣贪墨,不愿功臣清廉。因为前者让人安心,后者却让人揪心。所以他便顺着这只梯子朝上爬:聚敛奢侈,穷极人欲,“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仅一次宴会就耗费了三十万钱,正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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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郭子仪私生活上的污点。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它正是郭子仪善于韬晦的表现。你想想,他“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稍有疏忽,就会步韩信、彭越之类的后尘,生发功高震主的嫌隙,轻则丢了乌纱,陷身囹圄;重则丢了脑壳,株连九族。而纵情享乐,五毒俱全,则可以让皇帝高枕无忧,心情愉快。这恰恰是郭子仪参透玄机、“明哲保身”的障眼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为之”,不是深谙为臣之道、富于政治经验者,哪里会想得到这步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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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处理与同事、部下关系方面,郭子仪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在治军管理上的最大特点,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唱黑脸,会做“顺水人情”,懂得“锦上添花”,对部属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宽厚得人过之”;“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样就使得麾下将士对其感恩戴德,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子:“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有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贵”。这种不做“难人”,善于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本领,李光弼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受到郭子仪的器重,得了郭子仪的好处,投桃报李,就很自然要替郭子仪说好话,唱顺流。而皇上呢,看见郭子仪一副窝窝囊囊、徜徉于声色犬马温柔之乡的样子,又听见有这么多的人称道郭子仪与世无争、为人随和的好处,所以就不会再猜忌他了,反而觉得留着他恰好能显示自己不杀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荡。这样一来,郭子仪以“自污”求自保的意愿也就圆满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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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南宋名将韩世忠纵情声色,风流快活,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数万”之类,同样学的是郭子仪等以“自晦”“自污”求全身免祸的招术。如石守信的“专务聚敛”,早有史家指出此乃石守信的“自晦”之术:“论曰:然守信之货殖巨万,岂非亦因以自晦者耶”。这说法的确颇有道理。因为当时石守信虽然已经被解除了手中的兵权,但是当年威望尚在,难以完全保证不为别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守信自毁声誉,以保生命,不失为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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