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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将军蓝玉的处置也基本相同，先是给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兴起大狱，一刀砍掉蓝玉的首级，并且穷究所谓的“党羽”，一万五千多人一起跟着蓝玉下了地狱。其他将领除了在战阵上殒命的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得善终。譬如傅友德、朱亮祖、华云龙等人就都是承蒙朱元璋的“恩典”而喋血刑场的。甚至连朱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等“圈子里的圈子”人也在劫难逃，无所幸免，“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同样以屠戮功臣而“青史垂名”的汉高祖刘邦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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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皇帝能在与诸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最终胜出，除了他本人善于玩弄权术、惯于搞阴谋诡计之外，主要是依靠了年羹尧、隆科多这两员心腹干将的两肋插刀，鼎力辅弼。隆科多是康熙病危时唯一的顾命大臣，又以国舅之亲担任步军统领这一要职，掌握着拱卫京城和畅春园的兵权，雍正即位的所谓康熙“遗诏”就是由他之口传达的。他为雍正登基立下了头功，由此备受雍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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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长期以来就是雍正的心腹。他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协助雍正牵制和监视他的强有力对手、十四皇子允禵（时任征西大将军）。在雍正抢班夺权的斗争中，正是这位年羹尧使得允禵无法兴风作浪，束手认命。另外，他在雍正即位当年出任抚远大将军，迅速平定了青藏地区和硕特部的叛乱。这次军事胜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对新即位的雍正皇帝是个极大的支持，有力地提高了他在朝野的威信，大大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堪称一场“及时雨”。年羹尧因此而得到雍正皇帝的多次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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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年羹尧、隆科多都是雍正核心集团的骨干，典型的“圈内人物”。雍正成功爬上帝座，两人功不可没。对这一点雍正心里最是明白。因此即位之初，对他们极尽恭维感激之能事，尽心笼络，恩宠无比：“舅舅隆科多……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赞誉年羹尧：“从来君臣之寓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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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甜言蜜语，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实在闻所未闻，听起来令人肉麻，浑身上下起一层鸡皮疙瘩。可实际上这正是雍正准备向功臣下手的先兆，是最典型的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的铁杆死党固然不假，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处于最核心的圈子，对雍正的历史与心理太熟悉了、太了解了，这就犯了最大的忌讳。与他们在一起，雍正身上的神圣光环就不复存在，这对于九五之尊的皇帝而言，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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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感激与信任只能是暂时的。在他内心深处，对这两位最铁的“圈内”人物其实存在着深深的猜忌，双方之间的关系迟早会搞僵闹翻。而雍正心肠之坚硬，手段之毒辣，丝毫不亚于明太祖。只不过雍正比朱元璋更加工于心计，更加善于从长谋划。“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他不愿让自己担负一个“杀功臣”的名头，而愿意让功臣宿将自己上钩，于不经意中自陷死地，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收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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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隆科多的智商高于常人，可是在雍正皇帝面前，却顿时成了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根本看不出雍正的险毒用心，不知道雍正的褒奖言论其实是裹着糖衣的砒霜。他们自恃是雍正身边的大红人，来头大，靠山硬，遂放弃了应有的警惕，误以为自己替雍正立下如此大功，放任自己、作威作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乎，一个个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如年羹尧在建树大功之后，很快便忘乎所以，恃功骄纵。军中及川陕用人，年羹尧往往不经奏请，即自行决定，称为“年选”。他以这种方式拉拢一批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随着权力和势力的增强，他更加骄横不法，目无君上，凌辱同僚，甚至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自己。对雍正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其实是雍正派去专门监视他，寻找除掉他口实的特务），年羹尧竟然“作奴隶使令”，为“伊登镫”。这样一来，他恰好中了雍正的圈套，为雍正提供了打击收拾他的理由。雍正的花言巧语犹在耳畔，便“图穷匕首见”，对年羹尧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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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先给年羹尧安上一个“怠玩昏愦”“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的罪名，将其调任杭州将军，同时讽示群臣继续给年羹尧罗织罪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负面性，是它曾经造就无数看皇上眼色行事、惯于顺竿子爬的无耻宵小。这等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现在皇上要治“年大人”之罪，墙倒众人推，赶紧落井下石吧，遂有许多臣僚纷纷劾奏揭发年羹尧的“滔天罪行”。这正是雍正所需要的局面。等到各种“罪证”收罗完毕（恐怕至少有一大半是“莫须有”的），雍正便理直气壮地决定让“年大将军”命归黄泉。同年年底，以九十二项大罪，勒令年羹尧自缢以谢天下（比起朱元璋功辄开斩数万人，雍正皇帝“仁慈”多了）！这位可怜的“年大将军”，至此终于为他“事君数”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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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死了，另一位“圈内核心人物”、大功臣隆科多的余日自然也不会太多。这位雍正的娘舅老爷，在雍正登基之初曾一度备受优渥，加官晋爵，风光无限，当上了总理事务大臣，并出任掌握干部任命的吏部尚书，直接把持封官赐爵的大权。可惜的是，同年羹尧的情况相仿佛，隆科多一朝得志，也完全忘记了孔子“事君数，斯辱矣”的箴言。他为自己进入权力圈子的最核心地位而沾沾自喜，滥用职权，不可一世。他所任用的官员，经常不经奏请，任意决定，一时间遂有“佟选”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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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雍正皇帝的极大反感，并拨动了其潜意识深处黜贬功臣、诛戮下属的那根神经：这天下究竟是你当家，还是朕作主？你自以为是朕核心圈子的人，就可以肆无忌惮？要知道朕只要乐意，便能够一脚将你踹出圈子，永世不得翻身。雍正在收拾了年羹尧之后，便可以从从容容地对隆科多动手了。从雍正三年起，雍正皇帝开始冷落隆科多，多次严厉指斥他，并解除了他的步军统领这一要职，剥夺了他的兵权。后来，干脆给他安上党附年羹尧、徇庇查嗣庭的“罪名”，削去太保头衔，罢掉吏部尚书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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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又揭发出他所谓的私藏玉牒、“有不臣之心”的罪行。同年十月，以四十条“大罪”，判处隆科多永远圈禁。第二年，隆科多这位拥立雍正的第一功臣，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畅春园圈禁的场所，走完了他由功臣到“罪犯”、由“圈内人”沦为“圈外人”的坎坷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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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圈内人”大功臣年羹尧、隆科多两人的遭遇，充分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帝是毫无人性、毫无情义、毫无信用的冷血动物。他们对功臣怀有天然的敌意，为了坐稳龙椅，会全然不顾“圈子”的存在，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恩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功臣宿将因拘泥于“圈子”意识，身处险境而犹不觉悟，自恃功高勋重而肆意妄为，逆拂龙鳞，触犯法禁，促成其迅速失去君主恩宠，被逐出权力核心“圈子”，以致身死族灭。它使得君主诛戮功臣的那一刻更快地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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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君数，斯辱矣”，话虽平淡，但它却是凝聚千百万人人生经历与教训经验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夫子的确具有睿智的头脑，超群的智慧，看透人生的阅历，参悟得失的玄机。他所提倡的“交友”“事君”之道，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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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第三章 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思想文化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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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老子与《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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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轴心时代”的概念。他指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古印度这些文明最早发达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所普遍关切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涌现；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们的登场；在古印度，是释迦牟尼的面世；而在中国，则是老子、孔子、孙子等人的亮相，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地域的璀璨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然而经过历史长河之水数千年的洗礼，它们业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依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创造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烧起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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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全面兴起、高度繁荣、趋于定型的关键阶段，也即所谓的“轴心时代”。其标志就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先后涌现以及一系列中华元典的纷纷面世。这中间，中华元典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性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就诸多中华元典进行考察，又以《周易》《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这四部经典为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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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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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之得名缘于书中着重“言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通行本全书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分为上（《道经》）、下（《德经》）两篇。它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内容富赡，思想深邃，说理透彻，思想辩证，文字隽永，堪称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道德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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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疑窦。通行的说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代表著作就是五千言的《道德经》，其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司马迁撰著《史记》时，就已经无法理清老子其人与《道德经》其书的来龙去脉了。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共有三个被称为“老子”的思想家。一位是春秋末年曾任职于周王朝档案图书馆的老聃（李耳），另两位便是同时代的楚国大隐士老莱子、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不过，在三人之中，司马迁还是作出了选择，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他将后两者作了存疑处理，而将笔墨集中在老聃的身上，作为传主加以正面记述。可见，司马迁考证研究的结果，老子很可能就是老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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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术思想史上的千古疑案，在近现代曾引起一场很大的笔墨官司。当年，许多著名学者曾纷纷撰文就此进行考证。国学大师胡适与梁启超还在北京大学就老子的生平与《道德经》的成书大摆擂台、互相辩驳。胡适认为，老子即老聃，是《道德经》的作者，其书是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雏形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期。近现代学者中，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任继愈等人也持这样的看法。但是梁启超却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他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所谓的老聃即是太史儋、老莱子之流，《道德经》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梁任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大学者的赞同，其中包括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更有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之下，推断老子实无其人，《道德经》这部书当成书于秦汉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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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胡适等人的观点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理由是，第一，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记载，以及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如《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所提到老聃以及引述《道德经》，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产生怀疑的情况来看，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就是《道德经》一书的作者。第二，《史记》是目前最为可靠的著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学术研究上，说有易，说无难。在无确切材料出土之前，我们应该维护《史记》的权威。学者们力图用“考据学”方法澄清历史真相，但结果却经常让人啼笑皆非。那些看上去似乎“铁案如山”的考证，往往随着地下竹简帛书的出土而突然倒塌。这不是说考据学不应使用，而是说应慎用。不管怎么说，先秦诸子与司马迁距离他们所记载的历史时代，比我们要近得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两千多年后出生的人，缺乏理由认定我们的推理比先秦诸子及司马迁的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因此，对先秦两汉古籍中记载的历史，应奉基本信从的态度。第三，孔子曾向老子问学求教，这不但见于《庄子》等道家类著作记载，也见于《史记》《礼记·曾子问》的叙录，而且又有以“孔子问老子”为图案主题的汉画像石大量面世作证。可见老聃任周王室图书馆馆长，略早于孔子的情况，千百年来早已为各色人等所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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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他是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档案的史官，其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其学“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贵柔守雌”（《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本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崇高的声望。对于当时愈演愈烈的“有为”政治，老子是持不同立场的。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精神超越的孜孜追求，使得老子最终作出了飘然高隐的人生选择，辞官引退，不知所终。“（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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