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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戚继光也对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深怀感激之情,经常奔走于其门下,以示自己的效忠输诚。戚继光还馈送这位中枢辅臣以十分贵重的礼物,致力于联络维系感情。人们甚至传闻,戚继光还用重金购买美女以供张居正享用。显而易见,他属于张居正圈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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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身任首辅期间,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厉行改革,锐意进取,无所畏惧。张居正这种政治风格、处事方式,曾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们对其恨之入骨,一直试图报复。因此当他逝世后不久,这些宵小之徒就聚集在一起,掀起了一股否定张居正历史贡献、清算张居正政治遗产的滔天浊浪。他们攻击、诬陷张居正,诅咒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架空皇上,算计同僚,是一个不忠不孝、祸国殃民、五毒俱全的“罪人”。昏庸的万历皇帝不辨是非,认可了这些家伙的意见,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全面的清算,剥夺其太师的头衔,没收其家产,勾销其子进士翰林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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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曾受张居正的器重,双方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是众人有目共睹、朝野皆知的。在那些必欲彻底搞倒搞臭张居正的人看来,戚继光属于张居正的同党,也是必须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对象。于是他们在清算前首辅所谓“罪行”的同时,亦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戚继光。他们诬陷其部下“西裨将”“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甚至说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信件有“谋逆”的嫌疑。“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真可谓“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欲加之罪,岂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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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最憎恨臣下对自己不忠,最讨厌臣下背着自己结党营私。他听了这些蛊惑挑拨的言辞后,也对戚继光产生反感和忌恨,遂下令将戚继光调离京师重地,去当无所事事的广东总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由此看来,这次人事变动,对于一心报效国家、以保卫北部疆域安宁为己任的戚继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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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戚继光来说,这场厄运才刚刚开了一个头。随着朝廷中权贵们清算张居正之风越刮越烈,政治上的“去张居正化”狂澜也一发而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张居正圈子里的戚继光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时任兵部给事中的张希皋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乘机上奏章弹劾戚继光,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朝廷遂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正式下诏罢免戚继光的广东总兵职务,以右军都督佥事刘凤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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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代名将功臣戚继光因与上司张居正的亲密关系而被罢官免职,从此彻底丧失了在战场上跃马挥戈、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机会。在郁悒情绪的折磨打击下,再加上家庭生活中夫妻反目等变故,戚继光变得苍老憔悴,很快衰弱下去。过了三年物质清贫、精神痛苦的孤独生活后,戚继光终于一病不起,“鸡三号,将星殒矣”!一位曾在军事上做出过重大建树、有大功于朝廷的元戎宿将,就这样为当时黑暗的政治所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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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戚继光临终前的三个月,曾有一位监察御史出于公心,勇敢地给万历皇帝上奏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闲置的功臣宿将,结果让万历皇帝大为不悦,怒不可遏。于是,这位正直的监察御史被罚俸三个月,以示薄惩。戚继光之所以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和众多朝廷大臣,非将他完全封杀而后快,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那层让旁人忌恨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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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戚继光因政治上迷迷糊糊地站错队而被打击,遭罢官,不但不敢心怀丝毫的怨望,反而要强装笑脸,毕恭毕敬地感谢皇上的浩荡“恩典”。在他看来,被贬到广东做闲官,是皇上的“厚爱”,“可见到处都有皇上的恩德,到处都有祖宗所行忠义对天地的感动”;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的“圣眷”:“圣明独鉴孤臣,眷未衰也。”由此可见中国封建传统政治虚伪性、残忍性的可怖。明明是皇上昏庸,滥用刑赏,陷之于死地,可是却不得不唾面自干,自我排遣,以处处维护皇上的尊严为己任。这与唐代韩愈所言“臣罪当诛,天子圣明”可谓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真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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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弊端。这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倾轧内耗,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人哪怕是酒囊饭袋,也无妨他平步青云,为官做宰。反之,倘若该人属于异己分子,那么尽管他才高八斗,有经邦纬国之能,有匡扶社稷之功,也当摈弃不用,甚至横加迫害。而且他越是有能力,就越是有威胁,越是要予以排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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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按圈子划线、凭亲疏用人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存在。功臣宿将一旦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政治怪圈,那么他的荣辱生死等于交到了他人的手中。他便不复拥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只好听凭他人的摆布,在政治的波谷中无奈地升降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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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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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毕竟是“圣之时也”,对人情世故有着最透彻的观察,对荣辱贵贱有着最深刻的感悟。一部《论语》,有不少篇章可以用来给孔子“圣之时也”的评价作注脚。譬如孔子在人际关系上,即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原则,反对跟别人走得太近,过于密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君数,斯辱矣;交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说:与君主打得太热乎了,不免君主日后翻脸,招致悲惨的下场;与他人交往到了形影不离、卿卿我我的地步,到头来很可能像刺猬似的互相伤害,势如水火。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君臣、朋友才能彼此欣赏,相安无事,即所谓“距离产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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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保持距离,留有空间,既是人际交往上的成功秘诀,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杰出智慧。用它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可以发现,不少功臣之所以没有好的下场,走的几乎都是建功立业—横遭猜忌—举事谋反(或受谗去职)—身败名裂的人生历程,让人浩叹“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的历史轮回。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或忘却了孔老夫子“事君数,斯辱矣”的明训,没有在君臣关系上保持合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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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功臣勋将在建立大功、骤致富贵后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因而遭罹杀身之祸的,可谓是不胜枚举。但这些功臣勋将之所以会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皇上最亲近的人,与皇上有过命的交情,渊源极深,关系特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是以为皇上的宝座是自己舍命帮忙给抢来的,自己功盖天下,勋高五岳,纵情享受是应该的,做事出格、说话骂娘是可以的,施加影响、指指点点也是允许的。说到底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圈子”意识在作祟。于是乎,他们死抓住权力不放,占着位置不让,霸着财富不松手,滋生欲望永不满足。他们始终不曾闹明白,名利富贵,犹如过眼云烟,白驹过隙,对它们的追逐等于是追逐幻影,迟早是会落得一无所有,甚至于身陷祸难的。正像《红楼梦·好了歌解》所称的:“只嫌官帽小,反把枷锁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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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事君数,斯辱矣”一类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明初胡惟庸、蓝玉的遭遇,清代年羹尧、隆科多的下场,最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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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对待功臣宿将心肠之歹毒,手段之残暴,臭名之昭彰,自刘邦以下,第一个当数那个游方小和尚出身的明朝开国者洪武皇帝朱元璋。他早年趁元末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之机,混迹于义军队伍,凭借市井中跌打滚爬熬炼出来的那份狡诈干练,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称雄一方的主帅。他更靠着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刘伯温、宋濂、胡惟庸、蓝玉、汤和等一伙文臣武将、铁杆哥们的运筹帷幄,浴血厮杀,先后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武装势力,并打败元朝的铁甲精骑,攻克北京,统一天下,成为新兴明皇朝的开国皇帝。可是,尽管朱元璋心想事成,富有天下,但他骨子里仍然不改市井泼皮的本色,狡狯、残忍、无信无义、刻薄寡恩、反目为仇、自私无耻种种人类的恶劣品质伴随其一生丝毫不减。这样的人当上了皇帝,功臣宿将大祸临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场惨绝人寰的“兔死狗烹”悲剧从此拉开了血腥的帷幕。而他屠刀首先指向的,就是那些核心圈子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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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位朱洪武皇帝,从立国伊始,就居心叵测地向最亲近的文武勋臣发出警告: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切切不可效法西汉时期的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对功臣勋将的歹毒杀机。尔后他再也按捺不住杀人的嗜好,先后毒死功高盖世的徐达、刘伯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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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规模的屠戮还在后头!遗憾的是,胡惟庸、蓝玉等人依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一心以为自己是朱元璋核心圈子里的人,“淮西故人”,大树底下好乘凉,根本不用担忧自己的前途。殊不知,人是会变的,“圈子”也是会改的。虽然他们辅佐朱元璋荡平群雄、灭亡元朝、夺取江山固然是事实,赴汤蹈火、居功厥伟同样不假,可遇上了无赖出身、嗜血如命的朱元璋,他们的功劳就变成了让他们命归黄泉的催命符。他们的“圈子”里人的身份,只是提醒了朱元璋更早地对他们下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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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早点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尽量淡化自己身为“圈子”里人的色彩,夹着尾巴做人,唯唯诺诺,装疯弄傻,那么也许就不大容易被朱元璋抓住辫子,就可以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即便是最终逃脱不了一死,至多也是及身而止,无需几万人为自己殉葬,做屈死的冤鬼。要知道,尽管朱元璋几乎将功臣屠戮殆尽,但毕竟还是放过了一个汤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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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惋惜的是,胡惟庸、蓝玉都不曾学张良和汤和,甚至不曾学石守信、王审琦,而偏偏效法了韩信和王敦,在功成名就之际,私欲急剧地膨胀起来,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正好让一直想打破原先的“圈子”、拿功臣开刀的朱元璋抓到把柄,有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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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惟庸倚仗着自己淮西旧人、朝廷丞相的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即使朝廷上生杀黜陟等大事,他也往往不待奏闻皇上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经常先行拆阅,凡是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同时他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打击压制与淮西集团存在矛盾的江浙集团。朝廷内外的势利小人,竞相公开向他贿赂,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所收受的金帛、珍宝、名马、器玩,多到不可胜数。又如大将军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以千计,恃势暴虐,在军队内部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尊重朱元璋的绝对权威。北征回师,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候,他一股蛮劲上来,居然纵兵毁关而入。朝廷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却目无王法,令家人到云南私自贩卖食盐,带头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对此进行调查,他竟然下令逐走御史。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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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的腐化堕落,骄纵不法,严重妨碍统治效能的提高,加剧了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而以“圈内”人自命,功高震主,藐视朝廷权威,更威胁到皇权的集中。朱元璋是何等人物,本来他就准备磨刀霍霍向功臣,只是苦于少了必要的借口,如今功臣勋将多数大不检点,贪赃枉法,骄横滋事,这岂不成了将功高震主的功臣一网打尽的最好理由。不是我朱洪武不厚道,而是你老弟逼得我出毒招!恰好这时有人告发胡惟庸有“不臣之心”,又勾结北元残余和倭寇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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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朱元璋来讲,真是剥夺其权、送胡惟庸上西天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立即将胡惟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并借机大兴冤狱,一次砍掉了三万多人的脑袋。后来又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谋反”却没有及时报告,竟将这位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朱元璋的亲家,也全家处死;顺带着把第二号谋臣宋濂也给杀了。虽然李善长有朱元璋亲赐的两道免死铁券,况且年已77岁,可是在朱元璋的眼里,他的性命还抵不上一条狗,照样不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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