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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戚继光也对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深怀感激之情，经常奔走于其门下，以示自己的效忠输诚。戚继光还馈送这位中枢辅臣以十分贵重的礼物，致力于联络维系感情。人们甚至传闻，戚继光还用重金购买美女以供张居正享用。显而易见，他属于张居正圈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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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身任首辅期间，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厉行改革，锐意进取，无所畏惧。张居正这种政治风格、处事方式，曾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们对其恨之入骨，一直试图报复。因此当他逝世后不久，这些宵小之徒就聚集在一起，掀起了一股否定张居正历史贡献、清算张居正政治遗产的滔天浊浪。他们攻击、诬陷张居正，诅咒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架空皇上，算计同僚，是一个不忠不孝、祸国殃民、五毒俱全的“罪人”。昏庸的万历皇帝不辨是非，认可了这些家伙的意见，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全面的清算，剥夺其太师的头衔，没收其家产，勾销其子进士翰林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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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曾受张居正的器重，双方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是众人有目共睹、朝野皆知的。在那些必欲彻底搞倒搞臭张居正的人看来，戚继光属于张居正的同党，也是必须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对象。于是他们在清算前首辅所谓“罪行”的同时，亦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戚继光。他们诬陷其部下“西裨将”“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甚至说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信件有“谋逆”的嫌疑。“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真可谓“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欲加之罪，岂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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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最憎恨臣下对自己不忠，最讨厌臣下背着自己结党营私。他听了这些蛊惑挑拨的言辞后，也对戚继光产生反感和忌恨，遂下令将戚继光调离京师重地，去当无所事事的广东总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由此看来，这次人事变动，对于一心报效国家、以保卫北部疆域安宁为己任的戚继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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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戚继光来说，这场厄运才刚刚开了一个头。随着朝廷中权贵们清算张居正之风越刮越烈，政治上的“去张居正化”狂澜也一发而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张居正圈子里的戚继光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时任兵部给事中的张希皋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乘机上奏章弹劾戚继光，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朝廷遂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正式下诏罢免戚继光的广东总兵职务，以右军都督佥事刘凤祥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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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代名将功臣戚继光因与上司张居正的亲密关系而被罢官免职，从此彻底丧失了在战场上跃马挥戈、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机会。在郁悒情绪的折磨打击下，再加上家庭生活中夫妻反目等变故，戚继光变得苍老憔悴，很快衰弱下去。过了三年物质清贫、精神痛苦的孤独生活后，戚继光终于一病不起，“鸡三号，将星殒矣”！一位曾在军事上做出过重大建树、有大功于朝廷的元戎宿将，就这样为当时黑暗的政治所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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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戚继光临终前的三个月，曾有一位监察御史出于公心，勇敢地给万历皇帝上奏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闲置的功臣宿将，结果让万历皇帝大为不悦，怒不可遏。于是，这位正直的监察御史被罚俸三个月，以示薄惩。戚继光之所以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和众多朝廷大臣，非将他完全封杀而后快，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那层让旁人忌恨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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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戚继光因政治上迷迷糊糊地站错队而被打击，遭罢官，不但不敢心怀丝毫的怨望，反而要强装笑脸，毕恭毕敬地感谢皇上的浩荡“恩典”。在他看来，被贬到广东做闲官，是皇上的“厚爱”，“可见到处都有皇上的恩德，到处都有祖宗所行忠义对天地的感动”；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的“圣眷”：“圣明独鉴孤臣，眷未衰也。”由此可见中国封建传统政治虚伪性、残忍性的可怖。明明是皇上昏庸，滥用刑赏，陷之于死地，可是却不得不唾面自干，自我排遣，以处处维护皇上的尊严为己任。这与唐代韩愈所言“臣罪当诛，天子圣明”可谓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真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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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弊端。这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倾轧内耗，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人哪怕是酒囊饭袋，也无妨他平步青云，为官做宰。反之，倘若该人属于异己分子，那么尽管他才高八斗，有经邦纬国之能，有匡扶社稷之功，也当摈弃不用，甚至横加迫害。而且他越是有能力，就越是有威胁，越是要予以排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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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按圈子划线、凭亲疏用人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存在。功臣宿将一旦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政治怪圈，那么他的荣辱生死等于交到了他人的手中。他便不复拥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只好听凭他人的摆布，在政治的波谷中无奈地升降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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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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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毕竟是“圣之时也”，对人情世故有着最透彻的观察，对荣辱贵贱有着最深刻的感悟。一部《论语》，有不少篇章可以用来给孔子“圣之时也”的评价作注脚。譬如孔子在人际关系上，即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原则，反对跟别人走得太近，过于密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君数，斯辱矣；交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说：与君主打得太热乎了，不免君主日后翻脸，招致悲惨的下场；与他人交往到了形影不离、卿卿我我的地步，到头来很可能像刺猬似的互相伤害，势如水火。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君臣、朋友才能彼此欣赏，相安无事，即所谓“距离产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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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保持距离，留有空间，既是人际交往上的成功秘诀，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杰出智慧。用它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可以发现，不少功臣之所以没有好的下场，走的几乎都是建功立业—横遭猜忌—举事谋反（或受谗去职）—身败名裂的人生历程，让人浩叹“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的历史轮回。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或忘却了孔老夫子“事君数，斯辱矣”的明训，没有在君臣关系上保持合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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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功臣勋将在建立大功、骤致富贵后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因而遭罹杀身之祸的，可谓是不胜枚举。但这些功臣勋将之所以会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皇上最亲近的人，与皇上有过命的交情，渊源极深，关系特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是以为皇上的宝座是自己舍命帮忙给抢来的，自己功盖天下，勋高五岳，纵情享受是应该的，做事出格、说话骂娘是可以的，施加影响、指指点点也是允许的。说到底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圈子”意识在作祟。于是乎，他们死抓住权力不放，占着位置不让，霸着财富不松手，滋生欲望永不满足。他们始终不曾闹明白，名利富贵，犹如过眼云烟，白驹过隙，对它们的追逐等于是追逐幻影，迟早是会落得一无所有，甚至于身陷祸难的。正像《红楼梦·好了歌解》所称的：“只嫌官帽小，反把枷锁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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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事君数，斯辱矣”一类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明初胡惟庸、蓝玉的遭遇，清代年羹尧、隆科多的下场，最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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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对待功臣宿将心肠之歹毒，手段之残暴，臭名之昭彰，自刘邦以下，第一个当数那个游方小和尚出身的明朝开国者洪武皇帝朱元璋。他早年趁元末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之机，混迹于义军队伍，凭借市井中跌打滚爬熬炼出来的那份狡诈干练，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称雄一方的主帅。他更靠着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刘伯温、宋濂、胡惟庸、蓝玉、汤和等一伙文臣武将、铁杆哥们的运筹帷幄，浴血厮杀，先后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武装势力，并打败元朝的铁甲精骑，攻克北京，统一天下，成为新兴明皇朝的开国皇帝。可是，尽管朱元璋心想事成，富有天下，但他骨子里仍然不改市井泼皮的本色，狡狯、残忍、无信无义、刻薄寡恩、反目为仇、自私无耻种种人类的恶劣品质伴随其一生丝毫不减。这样的人当上了皇帝，功臣宿将大祸临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场惨绝人寰的“兔死狗烹”悲剧从此拉开了血腥的帷幕。而他屠刀首先指向的，就是那些核心圈子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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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位朱洪武皇帝，从立国伊始，就居心叵测地向最亲近的文武勋臣发出警告：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切切不可效法西汉时期的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对功臣勋将的歹毒杀机。尔后他再也按捺不住杀人的嗜好，先后毒死功高盖世的徐达、刘伯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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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规模的屠戮还在后头！遗憾的是，胡惟庸、蓝玉等人依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一心以为自己是朱元璋核心圈子里的人，“淮西故人”，大树底下好乘凉，根本不用担忧自己的前途。殊不知，人是会变的，“圈子”也是会改的。虽然他们辅佐朱元璋荡平群雄、灭亡元朝、夺取江山固然是事实，赴汤蹈火、居功厥伟同样不假，可遇上了无赖出身、嗜血如命的朱元璋，他们的功劳就变成了让他们命归黄泉的催命符。他们的“圈子”里人的身份，只是提醒了朱元璋更早地对他们下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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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早点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尽量淡化自己身为“圈子”里人的色彩，夹着尾巴做人，唯唯诺诺，装疯弄傻，那么也许就不大容易被朱元璋抓住辫子，就可以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即便是最终逃脱不了一死，至多也是及身而止，无需几万人为自己殉葬，做屈死的冤鬼。要知道，尽管朱元璋几乎将功臣屠戮殆尽，但毕竟还是放过了一个汤和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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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惋惜的是，胡惟庸、蓝玉都不曾学张良和汤和，甚至不曾学石守信、王审琦，而偏偏效法了韩信和王敦，在功成名就之际，私欲急剧地膨胀起来，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正好让一直想打破原先的“圈子”、拿功臣开刀的朱元璋抓到把柄，有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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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惟庸倚仗着自己淮西旧人、朝廷丞相的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即使朝廷上生杀黜陟等大事，他也往往不待奏闻皇上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经常先行拆阅，凡是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同时他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打击压制与淮西集团存在矛盾的江浙集团。朝廷内外的势利小人，竞相公开向他贿赂，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所收受的金帛、珍宝、名马、器玩，多到不可胜数。又如大将军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以千计，恃势暴虐，在军队内部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尊重朱元璋的绝对权威。北征回师，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候，他一股蛮劲上来，居然纵兵毁关而入。朝廷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却目无王法，令家人到云南私自贩卖食盐，带头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对此进行调查，他竟然下令逐走御史。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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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的腐化堕落，骄纵不法，严重妨碍统治效能的提高，加剧了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而以“圈内”人自命，功高震主，藐视朝廷权威，更威胁到皇权的集中。朱元璋是何等人物，本来他就准备磨刀霍霍向功臣，只是苦于少了必要的借口，如今功臣勋将多数大不检点，贪赃枉法，骄横滋事，这岂不成了将功高震主的功臣一网打尽的最好理由。不是我朱洪武不厚道，而是你老弟逼得我出毒招！恰好这时有人告发胡惟庸有“不臣之心”，又勾结北元残余和倭寇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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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朱元璋来讲，真是剥夺其权、送胡惟庸上西天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立即将胡惟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并借机大兴冤狱，一次砍掉了三万多人的脑袋。后来又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谋反”却没有及时报告，竟将这位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朱元璋的亲家，也全家处死；顺带着把第二号谋臣宋濂也给杀了。虽然李善长有朱元璋亲赐的两道免死铁券，况且年已77岁，可是在朱元璋的眼里，他的性命还抵不上一条狗，照样不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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