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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上，就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开展并行而不悖，学问的积累与人格的培育相辅而相成。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孔子教育内容全面性、系统性、互补性的生动写照和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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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些教学内容得到具体的界定，使教育理念获得生动而直观的展现，孔子提出了一个笼括其教育理念的核心主张，为教书育人指引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方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志业的概括，同时也是其所认定的教育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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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道”，这意味着儒家教育核心宗旨是培养能够践行儒学“大道”、品德高尚、政治正确、思想醇正、行为适宜的人才，意味着品质的优秀要优先于知识的拥有。这样，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培养上的方向性问题。这也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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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道”毕竟是抽象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要真正体现“道”的精神，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德行来呈示。于是，孔子指出，在“志于道”的基础上，教育应该“据于德”。“‘道’见之于人心或践履中的人于‘道’有所得，谓之‘德’。”（参见黄克剑《论语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所谓“德”，就是“道”的具体化、纲目化、实践化。仁、义、忠、信、礼、智、廉、耻、敬、诚，等等，就是“德”的具体呈现。它们是切实可体验的，也是具体可践行的。正是有了“据于德”，孔子“志于道”的抽象教育宗旨才获得了具体的依据，才可以开展具体的“进德修身”，为造就完善人格、培育一代新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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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于德”固然重要，但这中间还有一个优先顺序问题，必须在“据于德”问题上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在孔子看来，在“德”的各种要素中，“仁”处于核心的地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德”的本质属性最直观也最具体的反映。“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据于德”，优先是必须“依于仁”。这在教育理念的构筑中也无例外。理想人格的完善，一代新人的造就，在道德修养的层面，首要之务，就是“依于仁”。“求仁而得仁”，则教育的成功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就拥有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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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云云，不能托之以空言，不能无的放矢、大而化之。这些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环节，必须有可供教育的载体、可供学习的对象，否则依然是空中楼阁、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孔子认为，这个具体的载体与对象，就是“六艺”。它可以使得“道”“德”“仁”等宗旨与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内涵，换言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学习内容而得以贯彻落实，从而圆满地实现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学环节之间的有机整合与高度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逻辑地提出了教育载体对象上要做到“游于艺”，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作为具体的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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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孔子向人们展示了自己完整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造就健全人格、完善品行的人才提供了一个苦心孤诣、精心设计而成的系统方案，规划了一张富有创意、充满希望的路线图。由此可见，孔子被人们誉为“万世师表”，乃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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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孔子的君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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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的第一经典，传世通行的《论语》共二十篇，《泰伯》是《论语》其中的一篇。它的主旨不像《论语》其他诸篇那么显著和明确，但是，若细细加以寻绎，仍是有蛛丝马迹可捕捉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曾参），或是通过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或是借助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大丈夫精神的讴歌，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内心深处基本的是非原则与鲜明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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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丈夫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光明正大、仁慈淳厚、鲠直磊落、博大宽广的君子人格。“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人格之所以难能可贵，罕有其匹，就是因为君子是道德的表率，万民的楷模。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们是仁义的化身，社会的良心，正道的载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必定为民众的价值取向树立明确的标杆，起到深远的影响。即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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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正的“君子人格”应该体现为什么？孔子与其弟子曾子等人，在本篇之中有着十分精辟而扼要的表述。这些表述均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切中肯綮，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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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君子为“仁”，能厚德载物，包容谦让。孔子表扬泰伯，认为泰伯人格高尚，无与伦比，堪称道德楷模，“可谓至德也已矣”。而泰伯之所以能达到“至德”的境界，就是能宽容，能谦让，“三以天下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缰利锁，在世俗中生存，要做到虚心谦让，殊属不易。更何况面对最高权力的诱惑，能弃之若敝履，尤其是难以想象，匪夷所思。这种定力，普天之下几人能有？这种境界，举世之中几人能至？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与现实里，更多的人是为了蝇头微利而争夺不止，为了身外之物而尔虞我诈。看见荣誉就上，遇上利益就争，早已成为世间常态，不伎不求者，别人不会因此而敬佩他、感激他，反而会认为是无能、傻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忠厚乃无用的别名。”大家都存着这样的心态。大家都只求进不言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不肯作必要的妥协，不愿有任何的让步，做不到老子所教导的那样：“不敢为天下先。”这样互相算计、互相较劲的结果，就是导致你争我夺，生死相搏。社会就不能不是充斥暴戾之气、算计之风，就不能不是剑拔弩张、腥风血雨，生活就不能不是处处陷阱、时时恐怖。孔子认为这是诱发社会动乱的契机，造成玉石俱焚的动因。要改变它，就必须培养博大包容的襟度，必须提倡君子人格的养成。这方面，历史上的泰伯等人就是最好的学习楷模、效法对象。泰伯连“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机会都能谦让，都能放弃，那么还会有什么不能谦让与放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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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能“谦让”，缘于君子能“虚心”，从不自满、大度随和，能降尊纡贵，甘居下流。就如曾子所言，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可见，虚怀若谷，方可以有为无；内敛低调，方可以实为虚。老子有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其义相近似，这意味着要时时提醒自己要看到身上存在不足，“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处警示自己要避免进入骄傲自大的误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且让“百炼钢”，化作“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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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君子睿智，能圆融豁达，进退合宜。孔子认为，君子为人处世，知道判断，懂得选择，能够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能够做到收放自如，进退合度。既不好高骛远，又不苟且阿世，凡事皆能拿捏分寸，恰到好处。这是人生的大智慧、人世的真秘诀。在政治上，要善于摆正自己的位置，不逾越自己的本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处世上，要善于见机行事，深谙自我保护之道，不做无谓的牺牲，不作愚蠢的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面对问题上，要把握合理的度，“极高明而道中庸”，避免“图虚名以取实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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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来，这个把握“度”的要义，是应该以“礼”为节。换言之，“礼”是睿智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礼”为度，就可以防止走极端。否则，最优秀的德行，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人生事业上的包袱与累赘，“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里，“恭”“慎”“勇”“直”等本来都是优秀的品行，但是如果没有“礼”来节度，没有智慧来驾驭，放任自流，一味渲染，那就“过犹不及”，不但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反而会成为走向成功的障碍，导致明显不良的局面：“劳”“思”“乱”“绞”。因此，富有睿智，懂得进退，乃是打造君子人格的必有之义，也是君子能够抗衡小人、战胜小人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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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君子取“义”，能刚毅正直，勇于担当。君子睿智，但却不投机取巧；君子识度，但却不苟且附和。君子可以外圆，但一定内方；君子可以权变，但一定守经。因此，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君子一定坚守立场，明确方向，而不会有丝毫的动摇。在根本的理想追求上，君子一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而不会有丝毫的懈怠。用“宗圣”曾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君子，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才能成为民众的表率，才是国家昌盛的希望之所在，才是民族振兴的力量之所在。他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是因为千百年来，有这样勇于担当的君子之存在，有这样充满浩然正气的君子人格之感召，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得以承受磨难而屹立不倒，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才得以历经沧桑而生机盎然。在当下，这种君子人格尤其需要加以大力倡导，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正气为之激扬，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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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孔子与儒门所汲汲倡导的“君子人格”。而培养这种伟岸卓绝的君子人格，则在于长期坚持，在于有所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本篇中孔子所强调的“礼乐”精神的统率与引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此，打造君子人格，不能徒托空言，虚与委蛇，而是要与兴礼作乐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熔铸君子人格建立在扎实的礼乐文明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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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的君子人格，离不开自身的无私、襟怀的坦荡。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人只有排除了私心杂念，不再为个人谋取私利，就像孔子所评价的舜、禹等圣人先贤一样，“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那么才能够真正做到面对诱人的利益，会主动谦让；面对复杂的世务，会睿智应对；面对光荣的责任，会勇敢担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地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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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造就优秀的君子人格，虽说是孔子及其弟子对“外王”需要的积极呼应，具体贯彻，但是，如何实现的关键，则完全在于是否能反躬自省，是否能真正致力于“内圣”。这是孔子及其儒门的凛然正气，也是《论语·泰伯》篇的永恒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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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当我们谈国学时，我们谈什么——“儒”的文化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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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学院的一位老师，我一直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怎样回归“国学”的本体，本相到底是什么？第二，怎么来认识国学的价值？国学在今天究竟还有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学”不是一种简单的怀古，不是做象牙塔的学问。我们所从事的国学教育与研究，跟今天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和未来的发展也有联系。第三个问题要回答的是：怎样展望国学的未来？今天，我就从“儒”这个问题出发，对人生处世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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