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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的涵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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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字。经商的人，被称为“儒商”的话，就洋洋得意。这意味着什么？反正是致富有道，童叟无欺，是个好商人，是个儒商。说你是儒医的话，你更高兴，表明你医术高明，宅心仁厚。说你是儒将的话，在军队里待过，那就更不得了，说明你不是赳赳武夫，而是有文化的军人。总而言之，不管干哪一行，吃哪一碗饭，要是跟“儒”沾上边，那就一下子变得儒雅风流、气象万千了。我们说国学，一开始就是这样去认识的。大家现在都说中国文化好，但我不完全这么认为。当下的国学热，如果引导得不好的话，不但对社会没有帮助，反而可能引起负作用。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视野和角度来诠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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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归到“儒”的本身。大家都知道章太炎先生、钱穆先生，还有更前一点的俞樾先生等，都对“儒”本来的涵义有考证。我这里只是做一个重复而已。“儒”在先秦文化里面，只是标识一个普通文化人的身份而已。更要命的是，先秦的时候，是一个尚武的时代，不是一个崇文的时代。如果你变成“儒”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会被社会边缘化。正儿八经的事业是什么？是“执干戈以卫社稷”，所以在当时的人眼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的，正是这些文化人最大的特征。他们的形象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群很窝囊、很文弱的迂夫子，也是一批混迹江湖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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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真正的社会栋梁，《诗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国士，指的是武士。对此，顾颉刚先生曾有很翔实的考证，我这里就不详细加以引用了。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当时女孩子挑选对象，也是看你有没有肌肉，能不能秀肌肉，而不是看你穿不穿“西服”，这是最典型的。像《左传》昭公元年中曾有记载，郑国有一个贵族叫徐无犯，他有一个妹妹特别漂亮。一家美女千家求，两个贵族为她争红了眼，官司一直打到郑国“总理”子产那里。子产出了一个主意，让徐无犯的妹妹自己来选择。一个贵族就“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非常儒雅地进去。然后，另外一个贵族，坐在战车上，光着膀子，二头肌特别发达，一下子从行进中的战车上跳了下来，唱个大诺，又跳回到疾驶的战车里面，扬长而去。最后那个妹妹就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丈夫。丈夫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男子汉的气度。于是她作出决定：嫁给“肌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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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悲哀的现象，这就是一个阳刚文化向阴柔文化的转变。汉朝的时候，张骞可以凿空，出使西域。班超根本不玩弄那一套学问，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到了宋朝，愈来愈女性化，愈来愈阴柔化，打仗谁也打不赢，打不过辽朝，打不过金朝，更打不过元朝，连小小的西夏都打不过。最后就在想象中打得过，我们在戏台上打得过你，在小说里面打得过你。我们男的打不过，女的打得过——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最后，就到了梅兰芳时代。鲁迅先生就很不客气地说，在中国，人气最旺的就是梅兰芳先生。他是男扮女装，所以女孩子喜欢，因为他是个男的。而男的也欣赏，因为他演女的很逼真，比女的还像女的，维妙维肖一个女的。说白了，是男女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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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到宋代成书的《梦溪笔谈》里面，沈括引用了王子韶（当时的一个文字学家）的“右文说”。“右文说”的特点很有些玄妙。我不是搞文字学的，但是我认为他讲明白了一点道理，包括陆宗达先生也认为他是部分合理的。王子韶说纪事声符也表了意思。这个“儒”字，左边是“人”旁，是类别，右边声音是“需要”的“需”。凡是“需要”的“需”，在汉朝以前，也不是一个好名词。《周易·杂卦传》里说“需”是“不进也”，即不进步、慢吞吞的意思。《左传·哀公六年》里面说：“需，事之下也”。《左传·哀公十六年》说：“需，事之贼也”，作贼的贼，这是最糟糕的。这意味“需”就是软弱无决断、粘乎、无能、无用、弱势书生的意思。所以，“需”字所代表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心”字旁的“懦”就是懦弱，胆子小。而“子”字旁的孺，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时也表明他童懵懂无知，孺子可教也。所以，“人”字旁的“儒”，也不是像今天人们热衷的那样，都是褒义，它也有不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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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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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回归原点、回归本身的话，那就说得愈多，错得愈多。一些问题没有搞清，那就会出错的。有个关系大家就弄错了，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说墨翟出自孔子，是孔子的学生。后来嫌孔子这套东西太烦琐了，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这是《淮南子》上说的。实际上，儒与墨并没有师承的关系，儒归儒，墨归墨。那为什么会说墨翟出自孔子呢？原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儒者，柔也。”柔弱的那些人，“术士之称也”。许慎那时候，独尊儒术之后好多年了，儒学早已作为专门的学问，已处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他这个古文经学家要实事求是，要穷本溯源，所以他讲的就是方士，就是那些跳大神、有点知识、不会犯事、会算命，都算是儒。他要回归这个里面，所以他把事情的真相讲出。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家和墨家，都同出自于“儒”，这没有错。所以，《淮南子·主术训》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儒家和墨家都是以六艺为对象。在广义的“儒”的情况下，墨家和孔子以后的儒家，的的确确都是“儒”。因为他们都是以六艺为学习对象，以继承先圣文化为己任。所以，《淮南子》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的文化文本是共享的，所谓的那些诗书礼乐是大家共同学的，后来别人才把它区别开了。章太炎先生的“儒有三科”已经说得很清楚。大家都可以看章太炎、胡适他们的著作，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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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可以讲清楚，讲清楚以后，就可以回到我们原来讲的主题，即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国学。现在国学的概念变成一个筐了，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国学是什么？民国时候的国学，就我粗浅的知识，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用西方先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文献，就是这样的国学。无锡国专的国学，唐文治先生搞的国学，那搞的是博雅之学。所以无锡国专那里培养出来的人，个个都了不得，像饶宗颐先生、冯其庸先生、王蘧常先生。他们除了经典精通以外，书法很好，绘画很好，都能写诗作词，这是博雅之学。第三种国学就是我们刘梦溪先生最推崇的马一浮的国学，那是“原教旨”主义者。他所创办的复性书院里面，特别强调儒学的至高无上地位，推崇“六艺”为一切思想的本位、一切文化的本位。现在讲国学，很多人什么都往里面装，中药、中医、京剧也算，通通都算。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国学快成为一个大杂烩了。所以，国学作为一个学术门类、学科体系，永远建立不起来。作为一个国学院的老师，我对此当然很着急。大家为什么都定不下来，就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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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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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怎样认识“国学”的价值。就是要回归国学的本相，真正做到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能够发微索隐、提玄钩要。这个是学术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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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怎么来认识国学的价值。提倡国学以后，我最害怕的现实是什么？许多人的孩子，像六七岁的孩子，英语也不学了，数理化也不学了，都戴瓜皮帽，穿小马褂，在念《弟子规》《三字经》。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国学里面有很多东西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比如二十四孝里面的东西都合理和优秀吗？譬如《神童诗》第一段诗句，其思想意识也是大有问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功利思想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有所鉴别，如果不好的东西都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话，那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重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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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应该怎样来展望国学的未来？今天的国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国学是变化的。或者说，过去肯定的东西，到了今天，可能跟我们社会的需要有差异。比方说《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很有名——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大家特别喜欢用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在《孙子兵法》的体系里面是比较边缘和不重要的部分。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今天是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流的21世纪。中国不能把《孙子兵法》中的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兵不厌诈这套东西特别宣扬。这个跟我们倡导的和平主流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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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学的价值，我认为是中性的。我认为任何好的经典和文化，它的价值没有什么一定的好，没有什么一定的坏。你说《孙子兵法》好不好？当然好，《孙子兵法》对付谁好？对付敌人最好。兵法首先是战场上对付敌人之法，这个它是道德的。我认为有些话我们要重新认识。有人说要在今天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个人认为，这是根本不成立的。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没有精华，也没有糟粕。既是精华，又是糟粕，从这个角度看是精华，换个角度看就是糟粕。今天是精华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是糟粕。《孙子兵法》如果是用来对付敌人，怎么使用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你的同僚、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话，那就会很恐怖，道德就会没有底线，游戏就会没有规则，整个文明就陷入一片混乱。所以你说《孙子兵法》是好还是不好，是看你对付谁，出于什么动机？抱着什么动机去学它。好人学了就可以事半功倍，坏人学了那是为虎作伥。所以，国学的价值判断根本不能绝对一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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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国学的未来，我觉得国学真正的未来在于拥抱我们的社会，拥抱我们的世界，在于把古代和当今、文本和生活、我们的良知和它的功能真正沟通起来。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学过《孙子兵法》的人，倘若学到的都是兵以诈立、兵者诡道，那就很恐怖。所以，我还要学点道家的豁达，佛家的随缘，接受儒家的底线，真正做到兼容并蓄、兵儒合流，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学识综合的人，才能仰不怍天，俯不愧地。也就是说，只有一方面立足于传承既往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超越与更新既往的文化，这样我们做人才会有希望，我们所珍爱的国学才会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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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礼乐文明的传统影响和现实意义——门外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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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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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礼乐文明”对中国历史与政治发展的意义如此重大，影响这般深远，所以，历代人们对“礼”的起源、内涵、性质、价值的讨论与阐释，可谓是连篇累牍，不可胜数。称之为叠床架屋、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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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礼”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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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悠久性。“礼”作为系统完备的“礼制文化”与“礼乐文明”，也许出现在国家机器正式建立之后，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但是，“礼”的萌芽则源自于原始社会晚期。据业师杨向奎先生研究，“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之物物交易，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即原始之“礼”的孑遗（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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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包罗性。在前帝国时代，“礼”是制度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综合载体，涉及制度建设、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以典型的“周礼”而言，“礼”就有五大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举凡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礼、聘问、宾客、学校、婚嫁、冠笲等等，无不都有详尽具体的“礼制”规定。如“军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发表的高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行”等等，均属于“军礼”所要求做到的准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可见其之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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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继承性。“礼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的“礼”，在体现其时代主题的同时，都有对前代之“礼”的借鉴与继承，有所凭藉、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制文化”就是一个层叠累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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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等级性。“礼”的基本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因此，表征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也就成了“礼制文化”的根本属性，所谓“礼者，分也”。而这种区隔、这种分异，则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礼物”和揖让周旋“礼仪”得以反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印证。这正如荀子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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