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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到宋代成书的《梦溪笔谈》里面，沈括引用了王子韶（当时的一个文字学家）的“右文说”。“右文说”的特点很有些玄妙。我不是搞文字学的，但是我认为他讲明白了一点道理，包括陆宗达先生也认为他是部分合理的。王子韶说纪事声符也表了意思。这个“儒”字，左边是“人”旁，是类别，右边声音是“需要”的“需”。凡是“需要”的“需”，在汉朝以前，也不是一个好名词。《周易·杂卦传》里说“需”是“不进也”，即不进步、慢吞吞的意思。《左传·哀公六年》里面说：“需，事之下也”。《左传·哀公十六年》说：“需，事之贼也”，作贼的贼，这是最糟糕的。这意味“需”就是软弱无决断、粘乎、无能、无用、弱势书生的意思。所以，“需”字所代表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心”字旁的“懦”就是懦弱，胆子小。而“子”字旁的孺，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时也表明他童懵懂无知，孺子可教也。所以，“人”字旁的“儒”，也不是像今天人们热衷的那样，都是褒义，它也有不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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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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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回归原点、回归本身的话，那就说得愈多，错得愈多。一些问题没有搞清，那就会出错的。有个关系大家就弄错了，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说墨翟出自孔子，是孔子的学生。后来嫌孔子这套东西太烦琐了，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这是《淮南子》上说的。实际上，儒与墨并没有师承的关系，儒归儒，墨归墨。那为什么会说墨翟出自孔子呢？原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儒者，柔也。”柔弱的那些人，“术士之称也”。许慎那时候，独尊儒术之后好多年了，儒学早已作为专门的学问，已处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他这个古文经学家要实事求是，要穷本溯源，所以他讲的就是方士，就是那些跳大神、有点知识、不会犯事、会算命，都算是儒。他要回归这个里面，所以他把事情的真相讲出。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家和墨家，都同出自于“儒”，这没有错。所以，《淮南子·主术训》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儒家和墨家都是以六艺为对象。在广义的“儒”的情况下，墨家和孔子以后的儒家，的的确确都是“儒”。因为他们都是以六艺为学习对象，以继承先圣文化为己任。所以，《淮南子》说：“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的文化文本是共享的，所谓的那些诗书礼乐是大家共同学的，后来别人才把它区别开了。章太炎先生的“儒有三科”已经说得很清楚。大家都可以看章太炎、胡适他们的著作，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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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可以讲清楚，讲清楚以后，就可以回到我们原来讲的主题，即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国学。现在国学的概念变成一个筐了，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国学是什么？民国时候的国学，就我粗浅的知识，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用西方先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文献，就是这样的国学。无锡国专的国学，唐文治先生搞的国学，那搞的是博雅之学。所以无锡国专那里培养出来的人，个个都了不得，像饶宗颐先生、冯其庸先生、王蘧常先生。他们除了经典精通以外，书法很好，绘画很好，都能写诗作词，这是博雅之学。第三种国学就是我们刘梦溪先生最推崇的马一浮的国学，那是“原教旨”主义者。他所创办的复性书院里面，特别强调儒学的至高无上地位，推崇“六艺”为一切思想的本位、一切文化的本位。现在讲国学，很多人什么都往里面装，中药、中医、京剧也算，通通都算。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国学快成为一个大杂烩了。所以，国学作为一个学术门类、学科体系，永远建立不起来。作为一个国学院的老师，我对此当然很着急。大家为什么都定不下来，就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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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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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怎样认识“国学”的价值。就是要回归国学的本相，真正做到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能够发微索隐、提玄钩要。这个是学术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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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怎么来认识国学的价值。提倡国学以后，我最害怕的现实是什么？许多人的孩子，像六七岁的孩子，英语也不学了，数理化也不学了，都戴瓜皮帽，穿小马褂，在念《弟子规》《三字经》。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国学里面有很多东西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比如二十四孝里面的东西都合理和优秀吗？譬如《神童诗》第一段诗句，其思想意识也是大有问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功利思想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有所鉴别，如果不好的东西都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话，那是封建意识形态的重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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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应该怎样来展望国学的未来？今天的国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国学是变化的。或者说，过去肯定的东西，到了今天，可能跟我们社会的需要有差异。比方说《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很有名——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大家特别喜欢用这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在《孙子兵法》的体系里面是比较边缘和不重要的部分。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今天是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流的21世纪。中国不能把《孙子兵法》中的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兵不厌诈这套东西特别宣扬。这个跟我们倡导的和平主流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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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学的价值，我认为是中性的。我认为任何好的经典和文化，它的价值没有什么一定的好，没有什么一定的坏。你说《孙子兵法》好不好？当然好，《孙子兵法》对付谁好？对付敌人最好。兵法首先是战场上对付敌人之法，这个它是道德的。我认为有些话我们要重新认识。有人说要在今天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个人认为，这是根本不成立的。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没有精华，也没有糟粕。既是精华，又是糟粕，从这个角度看是精华，换个角度看就是糟粕。今天是精华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是糟粕。《孙子兵法》如果是用来对付敌人，怎么使用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用《孙子兵法》来对付你的同僚、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话，那就会很恐怖，道德就会没有底线，游戏就会没有规则，整个文明就陷入一片混乱。所以你说《孙子兵法》是好还是不好，是看你对付谁，出于什么动机？抱着什么动机去学它。好人学了就可以事半功倍，坏人学了那是为虎作伥。所以，国学的价值判断根本不能绝对一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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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国学的未来，我觉得国学真正的未来在于拥抱我们的社会，拥抱我们的世界，在于把古代和当今、文本和生活、我们的良知和它的功能真正沟通起来。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学过《孙子兵法》的人，倘若学到的都是兵以诈立、兵者诡道，那就很恐怖。所以，我还要学点道家的豁达，佛家的随缘，接受儒家的底线，真正做到兼容并蓄、兵儒合流，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学识综合的人，才能仰不怍天，俯不愧地。也就是说，只有一方面立足于传承既往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超越与更新既往的文化，这样我们做人才会有希望，我们所珍爱的国学才会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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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礼乐文明的传统影响和现实意义——门外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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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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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礼乐文明”对中国历史与政治发展的意义如此重大，影响这般深远，所以，历代人们对“礼”的起源、内涵、性质、价值的讨论与阐释，可谓是连篇累牍，不可胜数。称之为叠床架屋、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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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礼”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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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悠久性。“礼”作为系统完备的“礼制文化”与“礼乐文明”，也许出现在国家机器正式建立之后，最为典型的，自然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但是，“礼”的萌芽则源自于原始社会晚期。据业师杨向奎先生研究，“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内部之物物交易，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即原始之“礼”的孑遗（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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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包罗性。在前帝国时代，“礼”是制度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综合载体，涉及制度建设、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以典型的“周礼”而言，“礼”就有五大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举凡朝觐、盟会、祭祀、丧葬、军礼、聘问、宾客、学校、婚嫁、冠笲等等，无不都有详尽具体的“礼制”规定。如“军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发表的高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行”等等，均属于“军礼”所要求做到的准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可见其之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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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继承性。“礼制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时代的“礼”，在体现其时代主题的同时，都有对前代之“礼”的借鉴与继承，有所凭藉、有所扬弃、有所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制文化”就是一个层叠累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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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等级性。“礼”的基本功能，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因此，表征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别、尊卑贵贱，也就成了“礼制文化”的根本属性，所谓“礼者，分也”。而这种区隔、这种分异，则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礼物”和揖让周旋“礼仪”得以反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印证。这正如荀子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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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重要性。“礼”在国家治理、人伦关系维持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打开典籍，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可以信手拈来。这在《左传》中，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论语》中，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荀子》那里，是“礼起于何也？有欲有求，有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故制礼义以分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贾谊《新书》，亦设《礼》篇，将先秦儒家的“礼”论归结在一起加以集中阐明。既然“礼”为“国之干也”，那么，它的重要性受到这般推崇也是非常正常与合理的。“礼者，履也”，人们得遵循奉行，不能违背造次，属于必有之义。所谓没有规矩，则不能成方圆。荀子声称“礼”为“治辨之极”“功名之总”“威行之道”，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道德伦理与政治管理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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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对称性。先秦时期的“礼”，虽然有强烈的等级区分色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礼”有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礼”的确立与施行，有对象关系上的严格对称性。任何人在“礼”这个大框架中既享受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在君臣关系上，君与臣互为对称，不可偏废。孔子云：“君使臣以义，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更强化了这种对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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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子孝固然必须，但父慈同样应该；臣忠俨然合理，君义亦理所当然。无此即无彼。这种对称性，其实是“礼”蕴涵有一定人文精神的曲折反映，“礼”的构建与施行，必须建立在循常理、合人情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乖离大道，背悖自然。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也”，讲的就是孔子真正懂得天意人情，能够体谅常理，与时俱进，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谓“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泰山不却微壤，故能成其高”，避免了陷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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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世的陋儒、腐儒片面地强调“礼”的等级性，将它绝对化，而忽略了“礼”的对称性这个重要特征。他们一味鼓吹“尽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观点，遂使“礼”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礼”的对称性销声匿迹，以至于造成“礼教杀人”的局面。这显然是对“礼”的精神实质的曲解与反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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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礼”的发展性。“礼乐文明”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更有历史的发展性。它在夏商周三代，可以称得上是维系家天下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统治工具，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多重社会功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整合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自春秋起，尤其是到战国，典型的“礼乐文化”随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而面临着重大挑战，遭到严重冲击。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着帝国政治的发生并确立，官僚体制取代宗法分封的逐渐完成，政治法度与“礼”的界限也有了较为分明的区隔。“礼”逐步演化为新型意义上的“礼义”“礼节”，成为传统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这是“礼”在自己发展史上一个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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