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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也是“礼”的升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这个载体犹在，但是新的因素的进入，使之完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造。在“礼”的躯壳中，新的内涵得以不断注入。旧瓶装新酒，“礼”被赋予了时代新的精神。形式还是重要的，还是需要有的，正如孔子所言：“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更有意义的是，“仁”注入了“礼”的躯壳之中，使“礼”拥有了新的生机。所谓“人而不仁，于礼何？人而不仁，于乐何？”“礼乎？礼乎？钟鼓云乎哉？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从根本上来讲，礼的精神不附丽于形式，而蕴涵于实质。也就是说，内容要高于形式，实质要重于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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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互补性。“礼乐文明”，核心内涵是“礼治文化”，“礼”是主体，“礼”为根本。但是，在肯定和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礼”与“乐”是浑然一体、不可须臾分离的，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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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补性，体现为“礼”与“乐”两者功能差异与作用不同，“礼为分，乐为和”；“乐合同，礼别异”。“礼”的功用在于分别和区隔，而“乐”的功用在于融合和混同。“礼”强调的是等级森严、上下有序，而“乐”追求的是物我一致，诸生平等。“礼”体现的是敬畏肃然，“乐”呈示的是亲爱和谐。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而正是因为有这种互补性的存在，才能克服“礼”与“乐”各自的弱点，就如《礼记·经解》所说的那样，“乐之失，奢……礼之失，烦”，防止因过度强调某一点而导致弊端的发生，所谓“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从而使“礼乐文明”的精神实质得以真正的坚持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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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的“礼乐文明”，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或许应该成为比较普遍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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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礼乐文明”作为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礼乐文明”的发生与确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概括接受。在人类社会里，“礼乐文明”具有共性的意义，只是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而已。西方社会同样也讲“礼”，所谓的骑士精神，体现的就是西方的礼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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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毫无疑问，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于是遂有以“汉官威仪”“礼仪之邦”为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治”与“礼治”是一物而两名。“礼治”是就形式而言，“德治”是就内涵而言，两者是辩证而有机的统一。而这一点，早在《诗经》中即已发轫：“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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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礼制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宜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礼制文化”的不少内容，如一味强调尊卑贵贱，以维系等级差异为中心的伦理纲常为嚆矢，固然值得批评与反思，而“礼制文化”所呈现的外在形式，同样也令人困扰和嫌恶。那种繁文缛节，那种烦琐细苛，让许多人不胜其烦，敬而远之。当年墨子之所以炒儒家先生的鱿鱼，另起炉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不了“礼制文化”的繁文缛节：“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礼而用夏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评论十分到位。儒家“博而寡要”，问题就出在儒家过分地拘束于“礼”，结果弄得自己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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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琐碎繁杂还只能算是小事。最为糟糕的是，在它的眩目光环之下，经常会衍生出令人作呕的“虚伪”，“播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睿哲如老子、庄子等人即有一针见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庄子更说得决绝：“蹩蹩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矍漫为乐，擿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在他们的眼中，“礼”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对本色人性的扭曲，它造成最大的虚伪，导致人性的异化，是天下祸乱的总源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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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见解，或许不无偏激，但是应该承认其不无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强调“礼乐”，鼓吹“礼治”，似乎从来就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而已。“礼乐”至上，结果变成虚伪猖獗，是不争的事实，假道学风靡一时，伪名教畅行无阻。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就是“礼乐，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一些思想家痛斥“礼教杀人”，虽是激愤之辞，但是“礼乐”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必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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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展现最大的包容性。“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作用于往昔，而且影响于今天，同时也伴随于将来。人们没有选择的空间，更没有拒绝的可能。只有直面它，只有概括承受，与生俱来，血浓于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无法在主观上定取舍，那么，对待它的态度也只能是“杂于利害”，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事物来对待，而不能作主观性的选择。因为“礼乐文明”的优势与弱点，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当一方不存在时，另一方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也无非是“爱其美而多少知其恶，用其长而尽可能避其短”。所以，对它简单加以肯定或片面予以否定，都是有违科学理性的立场和包容开放的精神的。而所谓的“扬弃”，虽说是老生常谈，可是舍此之外，是别无其他的路径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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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礼乐文明”的优劣得失之评判标准是难以一概而论的。若要硬性地规定，一定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结果是无事生非，适得其反。在今天，幻想用传统的“礼乐文明”应对现实的挑战，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是天大的笑话。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将它视为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这同样是短见和误解。事实也已经证明，旧传统与新文明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综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诸国，它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曾引入并采纳中华古典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尊礼尚乐，可这并没有影响其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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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礼乐文明”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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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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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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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为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他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其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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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除了宋朝，有哪一朝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多数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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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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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到“清除”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如果你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就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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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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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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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后来的人们追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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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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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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