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5520
1707115521
这种发展,也是“礼”的升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的这个载体犹在,但是新的因素的进入,使之完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造。在“礼”的躯壳中,新的内涵得以不断注入。旧瓶装新酒,“礼”被赋予了时代新的精神。形式还是重要的,还是需要有的,正如孔子所言:“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更有意义的是,“仁”注入了“礼”的躯壳之中,使“礼”拥有了新的生机。所谓“人而不仁,于礼何?人而不仁,于乐何?”“礼乎?礼乎?钟鼓云乎哉?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从根本上来讲,礼的精神不附丽于形式,而蕴涵于实质。也就是说,内容要高于形式,实质要重于表象。
1707115522
1707115523
第八,互补性。“礼乐文明”,核心内涵是“礼治文化”,“礼”是主体,“礼”为根本。但是,在肯定和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所占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礼”与“乐”是浑然一体、不可须臾分离的,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1707115524
1707115525
这种互补性,体现为“礼”与“乐”两者功能差异与作用不同,“礼为分,乐为和”;“乐合同,礼别异”。“礼”的功用在于分别和区隔,而“乐”的功用在于融合和混同。“礼”强调的是等级森严、上下有序,而“乐”追求的是物我一致,诸生平等。“礼”体现的是敬畏肃然,“乐”呈示的是亲爱和谐。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而正是因为有这种互补性的存在,才能克服“礼”与“乐”各自的弱点,就如《礼记·经解》所说的那样,“乐之失,奢……礼之失,烦”,防止因过度强调某一点而导致弊端的发生,所谓“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从而使“礼乐文明”的精神实质得以真正的坚持和弘扬。
1707115526
1707115527
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的“礼乐文明”,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或许应该成为比较普遍的基本共识:
1707115528
1707115529
一是“礼乐文明”作为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礼乐文明”的发生与确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概括接受。在人类社会里,“礼乐文明”具有共性的意义,只是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而已。西方社会同样也讲“礼”,所谓的骑士精神,体现的就是西方的礼治文化。
1707115530
1707115531
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毫无疑问,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于是遂有以“汉官威仪”“礼仪之邦”为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治”与“礼治”是一物而两名。“礼治”是就形式而言,“德治”是就内涵而言,两者是辩证而有机的统一。而这一点,早在《诗经》中即已发轫:“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1707115532
1707115533
三是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礼制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宜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礼制文化”的不少内容,如一味强调尊卑贵贱,以维系等级差异为中心的伦理纲常为嚆矢,固然值得批评与反思,而“礼制文化”所呈现的外在形式,同样也令人困扰和嫌恶。那种繁文缛节,那种烦琐细苛,让许多人不胜其烦,敬而远之。当年墨子之所以炒儒家先生的鱿鱼,另起炉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不了“礼制文化”的繁文缛节:“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礼而用夏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评论十分到位。儒家“博而寡要”,问题就出在儒家过分地拘束于“礼”,结果弄得自己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1707115534
1707115535
“礼”的琐碎繁杂还只能算是小事。最为糟糕的是,在它的眩目光环之下,经常会衍生出令人作呕的“虚伪”,“播下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睿哲如老子、庄子等人即有一针见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而庄子更说得决绝:“蹩蹩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矍漫为乐,擿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在他们的眼中,“礼”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对本色人性的扭曲,它造成最大的虚伪,导致人性的异化,是天下祸乱的总源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1707115536
1707115537
他们的见解,或许不无偏激,但是应该承认其不无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强调“礼乐”,鼓吹“礼治”,似乎从来就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专制统治的遮羞布而已。“礼乐”至上,结果变成虚伪猖獗,是不争的事实,假道学风靡一时,伪名教畅行无阻。套用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就是“礼乐,多少罪恶借汝名而行”。一些思想家痛斥“礼教杀人”,虽是激愤之辞,但是“礼乐”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必讳言的。
1707115538
1707115539
四是要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展现最大的包容性。“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作用于往昔,而且影响于今天,同时也伴随于将来。人们没有选择的空间,更没有拒绝的可能。只有直面它,只有概括承受,与生俱来,血浓于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无法在主观上定取舍,那么,对待它的态度也只能是“杂于利害”,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事物来对待,而不能作主观性的选择。因为“礼乐文明”的优势与弱点,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互为前提,彼此依存,当一方不存在时,另一方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也无非是“爱其美而多少知其恶,用其长而尽可能避其短”。所以,对它简单加以肯定或片面予以否定,都是有违科学理性的立场和包容开放的精神的。而所谓的“扬弃”,虽说是老生常谈,可是舍此之外,是别无其他的路径可走的。
1707115540
1707115541
总而言之,“礼乐文明”的优劣得失之评判标准是难以一概而论的。若要硬性地规定,一定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结果是无事生非,适得其反。在今天,幻想用传统的“礼乐文明”应对现实的挑战,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是天大的笑话。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将它视为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这同样是短见和误解。事实也已经证明,旧传统与新文明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综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诸国,它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曾引入并采纳中华古典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尊礼尚乐,可这并没有影响其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707115542
1707115543
可见,对“礼乐文明”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
1707115544
1707115545
1707115546
1707115547
1707115549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1707115550
1707115551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1707115552
1707115553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为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他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其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1707115554
1707115555
试问除了宋朝,有哪一朝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多数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荣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荣这号人存在?
1707115556
1707115557
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挟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1707115558
1707115559
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到“清除”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如果你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就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1707115560
1707115561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1707115562
1707115563
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1707115564
1707115565
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赵先生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后来的人们追慕不已。
1707115566
1707115567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1707115568
1707115569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
上一页 ]
[ :1.707115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