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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悲歌——拿道德唱高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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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调“政治正确”，提倡“道德高尚”，在许多情况下，乃是一把双刃剑，那些通常被视为正面的历史人物，其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正气、高蹈道义的同时，也往往陷入固执偏激、生硬拘泥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这同样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走入失败的深渊，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众所周知，汉末党锢之祸中的党人，明季的东林、复社等君子，晚清的清流，从其政治立场而言，未尝不正确；从其道德操守来说，亦未尝不高洁。可是，从深层次来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能拯救天下，扭转乾坤，解除危机，再开新局，反而添加混乱，激化矛盾，导致局面进一步失控，以至于全面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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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政治黑暗，道德沦丧，外戚专权，阉竖干政，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一些有良知的士人以正道自许，希望力挽狂澜，澄清政治，其初衷无疑应该肯定。“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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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往往是“志大才疏”，对宦官弄权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险恶的政治形势未能有充分的估计，对政治博弈的基本手段与方法完全生疏，一味地标榜道德，强调正直。其行为常常是激化矛盾，扩大对立：“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岑）晊……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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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膺、岑眰等人的做法，痛快是痛快，但除了发泄义愤之外，在打击宦官政治问题上完全是于事无补，徒添纷扰。其后果只能是负面的：第一，违背皇命，顶风作案，挑战朝廷诏令的权威；第二，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与酷吏的所作所为其实并无二致，像岑眰所杀的张汎宗族宾客二百余人中，许多人并不一定有罪，即使有罪，其中不少人亦罪不当死；第三，导致宦官势力全面反扑，酿成党锢之祸，使朝廷的正直之士被一扫而空，政局更加趋于糜烂，改良的进路彻底断绝。“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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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譬如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东林、复社中的不少人，也以清流自居，动辄就给自己不感冒的政治对手扣上“阉党余孽”的大帽子。他们炮制《留都防乱公揭》，到处征集签名，将其实涉“逆案”并不深的阮大铖痛加鞭挞，并攻击本来与东林关系不错的马士英。原因就是阮大铖之所以得以起用，马士英曾为推手。由于这些东林、复社党人，借“逆案”整治对手，占据了政治上的正确立场，拥有了道德上的制高点，马、阮诸人当然是处境被动，狼狈不堪。可是，权力又在他们的手上，于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自然要对东林、复社诸人加以报复，对他们的修理、整肃同样不会心慈手软。大敌当前，危亡在即，南明弘光朝廷却依旧党争不止，内讧无已，其为清军所剿灭，也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这中间，昏庸的弘光帝及马士英诸人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而那些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恐怕同样摆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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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做人原则与处世立场，所谓正邪不共列，冰炭不同炉。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度”，那就会走向反面，趋于极端，不但无益，甚至有害。真理过了一步，即变成谬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语）。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个道理尤其明显。政治运作需要讲艺术，求转圜，切不可一味高调，一味偏执，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导致最后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需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政治上的最大智慧，是知道“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淮南子·道应训》）的道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语），善于通权达变，能够做到见机而作，高明妥协。抽象地说“政治正确”原则，是无用的；一味地唱“道德神圣”，更是有害的。这就是汉末党人的作为与明季清流士人的表现留给我们今人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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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无关忠义——《赵氏孤儿》的血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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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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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命悬一线的生命最后时刻，据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他当时的心情和祈愿，我们应该予以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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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讲，刘少奇的断言有些一厢情愿了，有点过分乐观了，当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为纵览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历史似乎并不是由普通民众书写的。因为他们只有卖力气之权，绝没有什么话语权。实际上，历史更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或由依附于胜利者、权势者的御用文人来书写。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饰历史、剪裁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于杜撰历史、歪曲历史。他们所重构的历史，在权力的操纵、坚挺下，成了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主流声音或基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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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普遍失语的芸芸众生，在历史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取向上，始终是受主流意识文化所诱导和控制的，相信所谓“正统”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史实，认同那些占统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历史文化观念，这对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自然的选择。“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用来形容历史精英意识与大众心态迎合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是恰当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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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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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故事“赵氏孤儿”，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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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悠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甚至还进入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葛优等人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实现历史的穿越，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一句话，“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而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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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杀灭赵盾家300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所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唯一血脉。20年后，孤儿赵武长成，程婴绘图告之国仇家恨，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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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赵世家》。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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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赵）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辜？请诛之。”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赵朔没有答应：“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将赵氏灭族。史称“下宫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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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赵朔的孩子。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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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你说该怎么办啊？”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由你来做艰难的事情，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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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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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怨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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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死难。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而赵武则为程婴“服哀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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