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5811
1707115812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1707115813
1707115814
三
1707115815
1707115816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截然不同，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1707115817
1707115818
相形之下，《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1707115819
1707115820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需出现了；三是对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1707115821
1707115822
《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的更早出处，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即《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
1707115823
1707115824
《左传》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朔之妻赵庄姬与赵朔的叔父赵婴有奸情，“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左传·成公四年》）。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见《左传·成公五年》）。赵庄姬因此而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谄言加以诬陷，“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赵同、赵括）将为乱。栾、郤为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俱见《左传·成公八年》，也即晋景公十七年）。
1707115825
1707115826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并无遭追杀的威胁。而《左传》有关韩厥的谏诤记载，更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而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于是乎，晋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
1707115827
1707115828
历史学最忌讳“孤证”，《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而相形之下，《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而《赵世家》却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赵世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1707115829
1707115830
四
1707115831
1707115832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相对比较平直的记载，同样也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1707115833
1707115834
《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场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的倾轧与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力。貌似比较公正，但其实则不然。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
1707115835
1707115836
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无不抱有浓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作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表面上虽从权力之争的视角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涵着叙述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加以贬损抨击。而之所以这么做，真实的动机，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而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1707115837
1707115838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传》是“始作俑者”，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1707115839
1707115840
据历史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过程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晋国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充分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1707115841
1707115842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和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为基本前提。
1707115843
1707115844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云：“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1707115845
1707115846
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更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41页）
1707115847
1707115848
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说明《左传》的成书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曾有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显然的追叙性质，而追叙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意味着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可以作有选择性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历史，是一定会打上特定的战国初期的烙印，同时也一定会反映出春秋历史演变的政治奥秘。
1707115849
1707115850
其次，我们在考察“下宫之难”史实时，更必须注意到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及其影响，必须看到赵氏宗族是晋国政治变迁中的胜利者、受益者这一点。因为这对于“下宫之难”这段历史的重新建构，乃是其重要的动因，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1707115851
1707115852
晋国自公元前669年晋献公攻灭聚邑，尽杀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逐渐形成了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国君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君主要是通过驾驭与平衡异姓贵族势力，来操纵政局，主导统治。而异姓贵族对国君则是既依附，又对抗，同时，各个异姓宗族之间也是或结盟，或倾轧。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晋国君卿关系、卿大夫之间关系，不时出现激烈对抗、交锋的场面，势力此消彼长，动荡此起彼落。
1707115853
1707115854
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是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而殊死反扑；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死嗑。彼时的晋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了多起君臣弑杀、众卿争斗的闹剧。如晋灵公被赵穿弑杀，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杀晋厉公等事件。而晋景公与栾、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剪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场上演而已。而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亦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希望借此来削弱各方势力，以达到巩固公室的目的罢了。
1707115855
1707115856
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的显赫一族，更是晋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氏一族对晋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自晋文公时代起，就一直非常深入与密切。并且，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所不同，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期屹立不倒、绵延不绝，可谓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时代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暂时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赵氏一族就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恢复了元气。直到晋国末年，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其中起主导作用、实际操盘的，都是赵氏一族。
1707115857
1707115858
赵氏尤为厉害的，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又哪一个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重大的建树；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汉简银雀山《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原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上编，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4-95页）。孙子的看法，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普遍共识。
1707115859
1707115860
五
[
上一页 ]
[ :1.7071158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