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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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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相对比较平直的记载，同样也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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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场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的倾轧与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力。貌似比较公正，但其实则不然。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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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无不抱有浓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作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表面上虽从权力之争的视角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涵着叙述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加以贬损抨击。而之所以这么做，真实的动机，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而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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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传》是“始作俑者”，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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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过程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晋国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充分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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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和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为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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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云：“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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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更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前言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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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说明《左传》的成书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曾有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显然的追叙性质，而追叙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意味着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可以作有选择性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历史，是一定会打上特定的战国初期的烙印，同时也一定会反映出春秋历史演变的政治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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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在考察“下宫之难”史实时，更必须注意到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及其影响，必须看到赵氏宗族是晋国政治变迁中的胜利者、受益者这一点。因为这对于“下宫之难”这段历史的重新建构，乃是其重要的动因，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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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自公元前669年晋献公攻灭聚邑，尽杀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逐渐形成了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国君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君主要是通过驾驭与平衡异姓贵族势力，来操纵政局，主导统治。而异姓贵族对国君则是既依附，又对抗，同时，各个异姓宗族之间也是或结盟，或倾轧。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晋国君卿关系、卿大夫之间关系，不时出现激烈对抗、交锋的场面，势力此消彼长，动荡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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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是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而殊死反扑；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死嗑。彼时的晋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了多起君臣弑杀、众卿争斗的闹剧。如晋灵公被赵穿弑杀，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杀晋厉公等事件。而晋景公与栾、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剪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场上演而已。而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亦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希望借此来削弱各方势力，以达到巩固公室的目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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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的显赫一族，更是晋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氏一族对晋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自晋文公时代起，就一直非常深入与密切。并且，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所不同，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期屹立不倒、绵延不绝，可谓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时代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暂时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赵氏一族就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恢复了元气。直到晋国末年，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其中起主导作用、实际操盘的，都是赵氏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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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尤为厉害的，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又哪一个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重大的建树；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汉简银雀山《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原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上编，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4-95页）。孙子的看法，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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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既然是战国初期才正式成书，而赵氏宗族又是晋国政治权力博弈中的最后胜利者，那么，有关赵氏宗族与晋国公室之关系的追叙中，就不能不渗入政治立场选择的因素，站在维护胜利者利益与形象的角度，《左传》的撰著者很自然地会在情感上向赵氏这一侧倾斜，有意无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实的历史，将赵氏塑造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与赵氏有矛盾、有冲突的晋国国君扭曲成负面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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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本身在践行为君之道上有问题、缺陷者，如晋灵公，就变得更为不堪，以此，来给赵穿的弑君丑行做解脱，并将其事件的“影武者”赵盾轻轻放过。而在“下宫之难”一事中，也将品行上没有多大瑕疵的晋景公暗示为偏听偏信的君主，给后人精心营造了赵氏遭遇打压清洗的错误印象，并把一年后赵氏之案即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晋悼公时期赵氏一族新生力量的代表赵武任职主事，视为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左传·襄公二年》）。通过这样的“春秋笔法”，为胜利者赵氏抬轿子，来曲折而隐晦地证明赵氏等三家分晋、夺取晋国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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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本相总是由依附于胜利者的史官所曲加改造，历史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构，乃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将“下宫之难”这一事件以现在这种面貌呈示在后人的面前，乃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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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晋景公发动“下宫之难”，也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换言之，晋景公剪灭赵氏势力，加强君权，是他当时作为君主者的自然选择。这为晋景公从事争霸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稳定条件。前已说到，赵氏集团自晋文公时期以来，一直是左右晋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虽然其在晋国争霸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酿成过“赵穿弒君”一类的内乱，给晋国争霸带来过不利的影响。从史书记载看，晋景公打压赵氏是由来已久的。在“下宫之难”爆发前的公元前687年，中军帅郤克去世，晋景公果断地提拔栾书任中军主将执掌国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限制、削弱和打击赵、郤两族的势力。而在当时诸卿中，栾书生活俭约、处事谨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赵氏一族中的赵同、赵括等人仍不知收敛。晋景公忍无可忍，终于以赵庄姬的告状为契机，当机立断，发动“下宫之难”。经过这一事件，赵氏势力中衰，晋国大权转入栾氏之手，而栾氏执政比较谨慎从事，所以，晋景公的君权因赵氏之衰而有所加强。这恐怕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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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赵氏像栾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强卿大族在血雨腥风的晋国政冶斗争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历史上“下宫之难”起因的叙述和性质的判定，一定会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对更早的晋灵公“被弑”事件的解读也会截然有别，作为事发之时赵氏一族的领袖人物赵盾，他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因为这同样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一规律作用下的逻辑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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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下宫之难”确有其事，《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尚能较客观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倾斜上、立场选择上从有利于赵氏的方向作考虑，以至仅在事件的性质判定上出现偏差的话，那么，《史记·赵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则突破了历史学客观叙事的基本底线，它将一场权力争斗的事件，演化为一个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故事，这样，历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盖了，历史的正义也荡然无存了。历史，变成了文学；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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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戏剧与传说“赵氏孤儿”，则走得更远，编排得更为离谱，连事件发生的时代都由晋景公时期错置到晋灵公时期了，被杀的赵氏人物，也由赵同、赵括等人换成了实际上“寿终正寝”的赵盾，整个故事的性质也完全成了道德教化的范例。然而，它的能量却千百倍于一般的史书。民众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将这个杜撰捏造出来的故事视为春秋时期的一段信史来看待，至此，晋国国君的荒淫无道，赵氏贵族的正派可敬，忠臣义士的正气凛然，邪不压正的万古不易之理，就铁板钉钉，不可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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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乎无对应的关系。至于从《赵世家》“下宫之难”中演衍而来的民间传说、戏剧故事“赵氏孤儿”，那就纯粹是个“传说”而已，是杜撰、胡编“历史”之借壳上市，与真实的历史毫不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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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重新建构的历史轨迹，却也颇具有典范性的警示意义，它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本相是扑朔迷离、幽暗未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之反映，古往今来都受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受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引领乃至诱导。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很有可能并非事实，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即一个由“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总格局下所创造的“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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