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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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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否则就不成其为司马迁了。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而他这么操作的客观效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人以一种强烈的“暗示”：历史的的确确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则往往是残缺的，乃至于歪曲的。善良的人们，可要有所警惕，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始终拥有清醒的头脑，不轻信，不盲从，最终从类似“赵氏孤儿”一类的“神话”迷惑中求得解放，实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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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所主张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永远是一面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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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盛世”下的危机——太平时代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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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国人就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激动、振奋得有些找不着北了，于是乎，“盛世”的高调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上海某大学一位教授更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个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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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真正的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趾高气扬、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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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所谓的“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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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拜托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心潮澎湃，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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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轾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历代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西汉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大唐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的旋生旋灭，清代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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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欺细人”）这些方面，并非是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已大大地超越了“贞观”年间。这有“诗史”杜甫的诗句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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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吊诡却表现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为后人所讴歌，最为后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核心内涵是“治”：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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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与“盛世”的差异，当然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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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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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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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认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这已经是少得可怜的费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并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此类做法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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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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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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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喋血青海石堡城，很显然皆是出于皇帝自己好大喜功的心态。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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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惟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而醉生梦死，日夜倘佯温柔之乡而意迷情乱：“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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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有着千差万别，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秉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言献策；景帝时的晁错，赤胆忠心，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关爱苍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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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奴颜婢膝，溜须拍马，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花想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寻讨主子的欢心；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就学乖巧，胆战心惊，“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就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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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两个时期的社会秩序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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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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