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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是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而殊死反扑；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死嗑。彼时的晋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了多起君臣弑杀、众卿争斗的闹剧。如晋灵公被赵穿弑杀，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杀晋厉公等事件。而晋景公与栾、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剪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场上演而已。而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亦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希望借此来削弱各方势力，以达到巩固公室的目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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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的显赫一族，更是晋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氏一族对晋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自晋文公时代起，就一直非常深入与密切。并且，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所不同，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期屹立不倒、绵延不绝，可谓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时代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暂时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赵氏一族就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恢复了元气。直到晋国末年，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其中起主导作用、实际操盘的，都是赵氏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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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尤为厉害的，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又哪一个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重大的建树；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汉简银雀山《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原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上编，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4-95页）。孙子的看法，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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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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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既然是战国初期才正式成书，而赵氏宗族又是晋国政治权力博弈中的最后胜利者，那么，有关赵氏宗族与晋国公室之关系的追叙中，就不能不渗入政治立场选择的因素，站在维护胜利者利益与形象的角度，《左传》的撰著者很自然地会在情感上向赵氏这一侧倾斜，有意无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实的历史，将赵氏塑造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与赵氏有矛盾、有冲突的晋国国君扭曲成负面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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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本身在践行为君之道上有问题、缺陷者，如晋灵公，就变得更为不堪，以此，来给赵穿的弑君丑行做解脱，并将其事件的“影武者”赵盾轻轻放过。而在“下宫之难”一事中，也将品行上没有多大瑕疵的晋景公暗示为偏听偏信的君主，给后人精心营造了赵氏遭遇打压清洗的错误印象，并把一年后赵氏之案即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晋悼公时期赵氏一族新生力量的代表赵武任职主事，视为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左传·襄公二年》）。通过这样的“春秋笔法”，为胜利者赵氏抬轿子，来曲折而隐晦地证明赵氏等三家分晋、夺取晋国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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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本相总是由依附于胜利者的史官所曲加改造，历史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构，乃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将“下宫之难”这一事件以现在这种面貌呈示在后人的面前，乃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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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晋景公发动“下宫之难”，也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换言之，晋景公剪灭赵氏势力，加强君权，是他当时作为君主者的自然选择。这为晋景公从事争霸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稳定条件。前已说到，赵氏集团自晋文公时期以来，一直是左右晋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虽然其在晋国争霸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酿成过“赵穿弒君”一类的内乱，给晋国争霸带来过不利的影响。从史书记载看，晋景公打压赵氏是由来已久的。在“下宫之难”爆发前的公元前687年，中军帅郤克去世，晋景公果断地提拔栾书任中军主将执掌国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限制、削弱和打击赵、郤两族的势力。而在当时诸卿中，栾书生活俭约、处事谨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赵氏一族中的赵同、赵括等人仍不知收敛。晋景公忍无可忍，终于以赵庄姬的告状为契机，当机立断，发动“下宫之难”。经过这一事件，赵氏势力中衰，晋国大权转入栾氏之手，而栾氏执政比较谨慎从事，所以，晋景公的君权因赵氏之衰而有所加强。这恐怕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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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赵氏像栾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强卿大族在血雨腥风的晋国政冶斗争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历史上“下宫之难”起因的叙述和性质的判定，一定会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对更早的晋灵公“被弑”事件的解读也会截然有别，作为事发之时赵氏一族的领袖人物赵盾，他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因为这同样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一规律作用下的逻辑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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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下宫之难”确有其事，《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尚能较客观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倾斜上、立场选择上从有利于赵氏的方向作考虑，以至仅在事件的性质判定上出现偏差的话，那么，《史记·赵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则突破了历史学客观叙事的基本底线，它将一场权力争斗的事件，演化为一个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故事，这样，历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盖了，历史的正义也荡然无存了。历史，变成了文学；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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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戏剧与传说“赵氏孤儿”，则走得更远，编排得更为离谱，连事件发生的时代都由晋景公时期错置到晋灵公时期了，被杀的赵氏人物，也由赵同、赵括等人换成了实际上“寿终正寝”的赵盾，整个故事的性质也完全成了道德教化的范例。然而，它的能量却千百倍于一般的史书。民众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将这个杜撰捏造出来的故事视为春秋时期的一段信史来看待，至此，晋国国君的荒淫无道，赵氏贵族的正派可敬，忠臣义士的正气凛然，邪不压正的万古不易之理，就铁板钉钉，不可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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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乎无对应的关系。至于从《赵世家》“下宫之难”中演衍而来的民间传说、戏剧故事“赵氏孤儿”，那就纯粹是个“传说”而已，是杜撰、胡编“历史”之借壳上市，与真实的历史毫不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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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重新建构的历史轨迹，却也颇具有典范性的警示意义，它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本相是扑朔迷离、幽暗未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之反映，古往今来都受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受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引领乃至诱导。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很有可能并非事实，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即一个由“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总格局下所创造的“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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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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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否则就不成其为司马迁了。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而他这么操作的客观效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人以一种强烈的“暗示”：历史的的确确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则往往是残缺的，乃至于歪曲的。善良的人们，可要有所警惕，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始终拥有清醒的头脑，不轻信，不盲从，最终从类似“赵氏孤儿”一类的“神话”迷惑中求得解放，实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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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所主张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永远是一面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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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盛世”下的危机——太平时代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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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国人就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激动、振奋得有些找不着北了，于是乎，“盛世”的高调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上海某大学一位教授更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个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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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真正的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趾高气扬、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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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所谓的“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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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拜托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心潮澎湃，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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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轾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历代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西汉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大唐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的旋生旋灭，清代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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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欺细人”）这些方面，并非是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已大大地超越了“贞观”年间。这有“诗史”杜甫的诗句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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