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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04 然而,历史的吊诡却表现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为后人所讴歌,最为后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核心内涵是“治”: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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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06 “治世”与“盛世”的差异,当然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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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08 这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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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10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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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12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认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这已经是少得可怜的费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并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此类做法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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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14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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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16 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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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18 二是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喋血青海石堡城,很显然皆是出于皇帝自己好大喜功的心态。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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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20 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惟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而醉生梦死,日夜倘佯温柔之乡而意迷情乱:“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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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22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有着千差万别,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秉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言献策;景帝时的晁错,赤胆忠心,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关爱苍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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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24 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奴颜婢膝,溜须拍马,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花想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寻讨主子的欢心;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就学乖巧,胆战心惊,“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就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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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26 其次,是两个时期的社会秩序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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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28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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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30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渡时艰,积极配合和支持朝廷的各种举措。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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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32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痛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着“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的举措,又有力确保了朝廷的休养生息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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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34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维稳”的成本自然能降到最低的水平,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就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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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36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当然,此时较“治世”,物质更为丰富,国力也更为强盛,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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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38 具体地说,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是再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再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造成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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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40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随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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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42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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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47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1707114277]
1707115948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白璧微瑕——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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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50 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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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115952 但是,心灵煎熬、常期思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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