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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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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更何况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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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条件或内在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地指出前人的问题。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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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林损（林宰平）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被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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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的“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甚至，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于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至于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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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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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是过度的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其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有些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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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是否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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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出其东门》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诗篇，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一书中有关此诗的题解，是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简朴的人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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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爱情诗”，童书业先生将它与娼妓制度联系了起来，还滔滔不绝引申开去，说它“隐约有娼妓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东门外为何会有如云的游女……他们和她们怀着什么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恐怕也太求之过深、离题万里了。可它的的确确是写进了严肃学术著作当中，白纸黑字，立此存照的。这不能不说是童书业先生的小小疏漏，也是《春秋史》一书中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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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童书业先生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说庄子与杨朱为同一个人，断言庄子为儒家孔子弟子颜渊一脉的“后学”，同样也是没有充足证据的推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让人所苟同的。治学严谨的童书业先生尚且如此，当时更多的学者或许也就更难做到毫无疏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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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学术前辈中，比童书业先生走得更远的，可是多得去了。随便举上一例，20世纪20年代末，学界还曾流传过“墨子为印度人”之类的观点。持此观点者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颇有名望的大学者胡怀琛，他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和《墨学出于印度辨》两篇文章，后又出版《墨学辨》一书，石破天惊地提出“墨翟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和“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等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一时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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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诧的是，赞同此说者居然大有人在。如有一位名叫金祖同的学者，就曾在此基础上撰写著作，更提出墨子为阿拉伯人。这些名教授所申述的理由，就是《墨子·贵义篇》有墨子“色黑”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论断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这纯粹是一种臆测，怪诞荒谬，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以皮肤“色黑”来推断墨子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么就干脆将墨子说成是非洲人算了，因为他们的肤色更加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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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时间来，社会上怀旧情绪漫延，不但向往毛泽东时代，而且更对民国时期充满遐想，说什么“民国范儿”。学术文化同样以民国为尚。但是民国没有那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没有优秀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然出过很多的第一流精品，但也不乏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样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在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成就加以神秘化、神圣化，更是用不着因此而丧魂落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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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学术根底厚实，知识积累丰盈，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犯迷糊、闹笑话呢？这中间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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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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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长期专制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度，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读书人与政权之间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毛”与“皮”的关系。读书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很难坚守“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读书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体制，依附于体制，服务于体制，即所谓“学成百般艺，售于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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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主仆依附关系，决定了读书人一切唯上是从、唯书是从、唯官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在其学术研究中同样会得到鲜明的体现。于是，必然会削学术研究独立性、科学性之“足”，去适当局的意志和好恶之“履”，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结论上的理性价值与文化公信被扭曲甚至消失。这是不以学者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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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就是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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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郭沫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龙头老大。郭先生是真正的天才，才华横溢、聪慧绝顶，在近现代中国，除梁任公之外，恐怕无第二人了。他搞什么，都能臻至第一流。写新诗，写出《女神》，让其他新诗人黯然失色；研究甲骨文、金文，写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山之作，荣登甲骨“四堂”之榜，“堂、堂、堂、堂，郭、罗、董、王”（甲骨文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研究历史，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鸿篇巨制面世；客串戏剧，笔下风云，便有《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屈原》等历史剧引领风骚、独占鳌头。这种才情，这种气概，他人是望尘莫及的。胡适等人，虽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时，仍积极提名了他，可见郭沫若的学术水平与成就的确为举世公认，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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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见一斑。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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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中国学术界可谓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整整十年中，除了评法批儒的东西，比较正经的纯学术著作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另一本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可是，你看看这部风靡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真的会教人感叹政治竟然能这样地折腾学术，也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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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唐代诗人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对号称“诗圣”的杜甫则不怎么感冒（当然，在“文革”前，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杜甫也存在着过度拔高的现象，像萧涤非先生那样推崇杜甫为“人民诗人”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爱憎取向，可是在惯于揣摩上意的郭沫若先生那里，却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极尽贬损、咒骂、污蔑杜甫之能事，斥责杜甫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他对杜甫的诗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他对杜诗不惜罔顾事实，曲解诗意，任意栽赃，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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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设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他对杜甫大泼脏水、发泄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有的说法真的是过于夸张，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喷饭的地步。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强词夺理，那什么才是强词夺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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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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