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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在近代国族国家的“民主”与“民族”等概念下，“个人”成为国家与民族的基本构成单位，“国民”为具有普遍知识的“每一个人”。民族国家努力推广的普遍知识，其中一个重要成分便是民族历史（与相关的历史地理）。此“民族历史”让民族成员产生一体之同胞情感，民族国家借此来动员其国民；“历史地理”让民族成员认识民族之共同领域资产，包括现有的及“原有的”。这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成功之处，也是其遭批评之处——“历史”能成功地动员人们为国家民族效力甚至牺牲，但也常造成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此外，“历史”让人们生活在民族过去之荣耀中，而对“现在”相对忽略或麻痹，因此也失去反思及调整体制之个人动能（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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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百余年前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对“民族”的看法仍值得我们重视，也值得检讨反思。他指出，民族是共同拥有荣耀的历史记忆，也因此希望共享现在与未来的一群人。20世纪上半叶建构的“民族史”并不能使今日所有的中国人感到荣耀，反让部分人落入边缘；“国族近代建构论”则未能使人们认识“现在”在长程人类生态上的地位与进步，以及忽略许多人为此付出的努力。因此，建立一种新的历史（与民族志）知识，一种以环境与人类生态为主体的历史知识，可以让人们对“中国人”此一人类生态体系及其近代变迁有反思性的深入理解。我相信，这样的历史记忆与知识能产生许多有反思力的个人，以行动共创更好的现实生活经验，此便是《华夏边缘》一书及我关于华夏及华夏边缘之系列著作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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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文献中常将广大藏区分为三部分，如《智者喜宴》所称的“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朵康六岗”。在《西藏王统记》中，则称下部为“朵康三岗”。一般认为“朵康”指的是“朵”与“康”；“朵”在北，“康”在南，然而此二者之范围并不明确且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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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达仓宗巴·班觉桑本：《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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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司徒·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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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2013年版增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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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的2013年增订本与允晨版（1997）、社科文献版（2006）间的差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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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也就是介绍及探讨族群与社会记忆理论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在增订本中只有少量文字上的修改。我并未对此部分作太多修改的原因是，人类学族群理论与社会学的社会记忆理论是本书的基础，近年来相关学界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可改变本书主旨、观点的新进展。另外，在我出版《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这一系列著作的过程中，我经常自问：“为何我相信这些论述是正确及恰当的？”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一本关于“反思史学”的研究方法论专书撰写，希望借由研究实例将族群理论、社会记忆理论、文本表征分析等作更好的疏理整合，作为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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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以考古学资料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这部分在此增订版中未有太多更改。近年来中国新的相关考古发现很多，环境考古、生态考古等方面也有长足发展。在此一部分，《华夏边缘》提出的是一个大的、概括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华北人类生态变迁图像，我以此说明华夏边缘形成的人类生态背景。基于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这个大的图像可能在某些地方得到厘清而更清楚些，或某些地方得到修正，但我相信这整体图像仍是正确的——华夏的形成与欧亚及华北的气候及人类生态变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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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中，增加了“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这一章。此章内容翻译及改写自我于1999年发表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1)另外，我对“汉人的形成”这一章也作了些修订，以强调华夏边缘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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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关于华夏边缘的近代变迁。此一部分，先是社科文献版取消了允晨版原有的两章“华夏边缘的维持：羌族历史记忆”与“华夏边缘的变迁：台湾的族群经验”，代之以“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这两章。在社科版的基础上，此增订本中新增了“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一章，改写自我于2010年发表在《新史学》上的一篇文章(2)。新增此部分是为了强调我近年来的一些学术关怀：历史变迁如何发生在微观情境之中，以及在人际微观互动中，个人之抉择与行动如何改变历史。另外第三部分及第四部分原有的各章也多有修订，主要是更正论述、用词不完整、精确之处以及补入我目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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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为此增订版写了一篇长序，以回应有些读者对本书观点的质疑，以及，对于本书出版后，近15年来我在此主题上陆续有《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三本新著作，我也通过这篇序表达这些著作中我对华夏、华夏边缘以及今日中国民族较新进、完整的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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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ng-ke Wang, “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Leiden）. Inaugural Issue vol.1, 1–4: 2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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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明珂：《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新史学》2010年（第21卷）第3期，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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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一部分 边缘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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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研究当今的民族或是历史上的民族，我们都面临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民族”？这不只是个学术上的问题，同时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民族战争与族群冲突在今日世界各角落时时都在进行，也时时造成大量的人群伤亡、家庭离散。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我们对于民族或族群这样的人类结群现象所知还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因民族认同而产生的偏见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研究“民族”的学者也经常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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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人们对民族的了解，常常脱离不了对一群人的客观描述。根据这种传统认识，民族被视为一群有共同语言、宗教、服饰、血统、体质与风俗习惯等体质文化特征的人。这种对一民族“内涵”的描述，也基于一种典范观点；某些文化特征被认为是一民族的典范特征（该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此典范特征不符的则被忽略，或被认为是受外来文化污染的结果。于是，根据一民族典范的体质文化特征，学者们辨识该民族的范围，并追溯他们在历史上的迁徙与分布。这种对民族的了解，产生于商业殖民主义侵入文明落后地区所造成的人群接触，产生于由此形成的族群关系中优势族群的族群中心主义，产生于优势族群学者对于客观观察与理性分析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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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反省：究竟摆脱主观文化偏见的客观观察与描述是否可能？对人类学者来说，在一个文化传统笼罩下的人是否能理解另一个文化传统？对历史学者而言，我们如何能在现在的文化结构中理解过去而无偏见？这些学术潮流的发展，多少都与亚、非、中南美洲的学者开始表述他们自己的观点并挑战欧美学者的观点有些关联。于是，人类学者在田野中强调对土著观点的记录与理解，历史学者也开始注意现实社会目的下的历史创造过程。在对“异文化”与“过去”的研究中，他们都随时检讨自己的“理性”以及此理性的形成过程。因此对“异文化”或“过去”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对本身文化传统以及此传统下的“理性”所作的研究。为了摆脱因文化偏见而建立的核心、内涵、规律、典范、真实等概念，学者也开始研究一些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异的、虚构的人类文化现象。在此取向下，民族研究也由核心内涵转移到边缘，由“事实”（fact）转移到“情境”（context），由识别、描述“他们是谁”转移为诠释、理解“他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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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一章 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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