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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是来自台湾南部乡村的客家人。祖先自广东迁台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在家庭与村落中，客家话成为他的母语，客家文化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他出外求学开始，“客家人”身份给他带来许多困扰，甚至有时他希望自己是闽南人或外省人。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大城市中工作。与许多年轻人一样，他面临创业的困难、购屋的困难、族群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愈觉得自己身为客家人的可贵。他开始认真地研究、保存客家文化。当遇到挫折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乡，与客家乡亲朋友们相聚，是他疗伤止痛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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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是自小生长在台湾南部的山东人。在家庭中，他以山东话为母语；在眷村中，他说国语（普通话）。高中时因为同学大多为本省籍，因此他也学会了一口标准的闽南话。近些年，他经常奔走于海峡两岸经商。为了生活与生意上的便利，他常视场合而使用山东话、普通话或闽南话，以显示或掩饰特定的族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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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在台湾的例子，呈现了“族群认同”的两个面相。前者说明“族群认同”是一个人由出生之社群中获得，并且，族群感情永远是人们温馨、安全的“家”。后者显示，族群认同是个可选择的、可被利用的社会生存工具。这两个例子，说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族群研究者的不同观点：族群认同究竟是个人无法回避的根本感情联系？还是人们为了资源竞争将人群分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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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哈罗德· P.伊萨克（Harold P. Isaacs）与查尔斯·克尔斯（Charles Keyes）等被称为“根基论者”的学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人们根基性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格尔茨指出，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根基性情感来自人们由其出生而得的“既定特质”（givens）。(20)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因此他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由一种根基性的联系（primordial ties）凝聚在一起。但是，根基论者并不是强调生物性传承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观文化特征定义族群。相反的，他们相当注意主观的文化因素。譬如格尔茨强调，他所谓的既定特质是主观认知的既定特质（assumed givens）。克尔斯亦认为，造成族群的血统传承，只是文化性解释上的传承（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escent）。(21)举例来说，一个人出生在某一家庭中，他因此由家庭与社区中得到一些非自我能选择的既定特质，如语言、宗教、族源信仰等。但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不是说他真的是炎帝、黄帝的后代，而是他主观上认为（assumed）如此。又譬如，一个现代羌族，从家庭与社区中得到的部分既定特质是特定的语言——羌语。但是，我们在前面说过，许多不会说羌语的仍是羌族。而且，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有羌族人可借以沟通的共同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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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被称为“工具论者”的学者，如利奥·A.德普雷（Leo A. Despres）、古纳·哈兰德（Gunnar Haaland）、艾伯纳·科恩（Abner Cohen）等，基本上将族群视为一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22)譬如，苏丹的富尔人（Fur）为定居的锄耕农业部落，当有些拥有牲畜的富尔人族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始游牧时，为了能分享巴加拉人（Baggara）的草场资源，这些富尔人渐认同于游牧的巴加拉人。因此富尔与巴加拉之间族群界限的维持，似乎与个人对生产资源的选择与利用有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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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论者，有时亦被称为境况论者（circumstantialist），因为他们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势变化的特质。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譬如，一个在台湾新竹的客家人，可能自称客家人、台湾人、汉人、中国人；每一种自称，都让他与一群人结为一个族群。但是要用哪一种自称，是视状况而定的。原则上是，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我们会宣称最小的共同认同，来增进彼此最大的凝聚。譬如，当这个人在美国遇上新竹客家老乡时，他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比较客气了；他若说“我们都是台湾人”，还是不太妥贴；他若说“我们都是新竹客家人”，这时两个人间的距离才拉得最近。在另一种状况下，如果当时有香港人与中国大陆来的人在场，宣称“我们都是中国人”便能恰当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文化特征的表现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不是经常表现其特定的文化特征，这常常也是随状况而定的。以语言来说，世界上有许多个人与人群都不只说一种语言；不同语言的使用，随交往对象的身份以及当时的气氛而定。原则上，我们也是选择最小的交集语言，来缩短人与人间的距离。譬如，在台湾许多60岁以上的人常以日文交谈。这并不表示他们爱日本，而是因为这种语言能排除最多的人，将使用此语言的人们框在一个最小的圈圈里，以增进彼此的亲切感。总之，这一派的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多变的、可被利用的，也是随状况而定的（situationa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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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或根基论与工具论，都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兼容的，事实上它们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有些学者试图建立综合性理论，或不坚持前述任何一种理论；他们的兴趣在于结合其他学科，来探索族群现象所披露的更基本的人类生物或社会性本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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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的探讨请参考：S. A. Arutiunov & Yu. V. Bromley, “Problems of Ethnicity in Soviet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Perspectives on Ethnicity, ed. by Regina E. Holloman and Serghei A. Artutiunov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Yu. Bromley, “The Term Ethnos and its Definition,” in 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ed. by Yu. Bromley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4）; Nathan Glazer & Daniel P. Moynihan,“Introduction,”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ed. by Nathan Glazer & Daniel Moynih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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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mun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Norwich: Fletcher and Son LTD,1964）, pp.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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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Cohen & J. Middleton, “Introduction,” in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Africa, ed. by Ronald Cohen and John Middlet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70）; G. Carter Bentley,“Ethnicity and Practice,”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 （1987）: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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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oul Naroll, “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 4 （1964）: 283–291; Comments, pp. 29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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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的批评见于：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965）: 1215–1230; 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pp. 10–15; Judith Nagata, “In Defens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Changing Myths and Charters of Malay Identity,” in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pp.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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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965）: 12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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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第429—454页；孙宏开：《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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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向荣：《阿坝藏族自治州双语使用情况调查》，《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42页；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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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宏开：《论羌族双语制——兼谈汉语对羌语的影响》，《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第57页；林向荣：《阿坝藏族自治州双语使用情况调查》，《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4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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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宏开：《论羌族双语制——兼谈汉语对羌语的影响》，《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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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New York: Elsevier, 1981）, p.34; V. Kozlov, “On the Concept of Ethnic Community,” 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ed. by Yu. Bromley （Mouton: The Hague, 1974）,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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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宏开：《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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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羌语支语言的分类，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譬如，孙宏开归之为羌语支语言的嘉绒语，被有些学者归为藏语东部方言之一。参见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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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12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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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宏开：《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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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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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345页；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35页。关于道教对羌族宗教生活的影响，亦见于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pp.46–52；以及，我在1994—1996年间所作的羌族地区田野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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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载徐益棠编《边疆研究论丛》，私立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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