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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个老人，他知道的比我多；如果他说是就是，我说得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家族……只有一群人，共牧一群家畜。我记得洛西克里亚；他是我们的祖父。谁记得其他的祖父？只剩下洛西克里亚，他是我们的大人物（即开创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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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立弗指出，数年之后这位父亲将去世，他的家族史记忆也将随他而去，而他儿子与那位亲戚的家族史版本将成为“事实”。短期内这个事实将无人怀疑，因为它最能解释现实的家族人际关系。这个例子说明，族谱（对于亲族体系的集体记忆）所表现的不一定是生物性的亲属关系。事实上，族谱记载中经常忘记一些祖先，而特别记得或强调一些祖先，或窃取、攀附他人的祖先，甚至创造一个祖先。如道光《建阳县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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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邑诸姓家谱多不可凭，大多好名贪多，务为牵强……即世之相去数百年，地之相去数千百里，皆可强为父子兄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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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修族谱的工作，由某种角度看来，就像是重新整理家庭照片的工作。有些支系必须忘记，有些支系必须排在重要位置，还有一些被寻回或被发现，目的都在解释当前各房支的盛衰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人们如何利用“过去”来解释当前的群体关系。学者曾以美国历史为例指出，如果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与信心经不住社会变迁的考验，那么社会的统一与连续便会受损，因此当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时，林肯总统也逐渐被社会塑造成一个伟人，以符合新的美国人认同。(34)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亦如此，当族谱无法反映家族内的盛衰变迁时，往往是家族分裂与重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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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的探讨可以知道，即使在家庭这样基本的人群单位中，人与人间的凝聚，都需借着经常庆祝该人群的起源（结婚纪念日、家庭成员的生日等），并借着述说家庭故事（有时需要靠照片、纪念品之助），来维护及增强集体记忆。随着家庭的发展，有些往事不再被提起，有些照片被毁弃，家庭照片簿被重排；这都显示着家庭成员间的凝聚，也需要经常以集体记忆来维系，而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也靠重组“过去”来表现。在更大的血缘或假血缘群体家族之中，其凝聚与发展更赖不断地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及遗忘另一些记忆，甚至假借、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东非杰族的例子而言，谁也不能确定父亲对于该家族的记忆就比儿子的版本更正确。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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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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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族群的形成与变迁也是遵循着这些法则。如家庭成员记得夫妻的结婚纪念日和子女的出生，家族成员记得开创祖，一个族群也需强调“共同的起源”。传说中的始祖（如汉族传说中的炎黄），或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大规模的移民或战争），成为一群人重要的集体记忆。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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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一个家庭重排家庭照片，一个家族重修族谱，一个民族（最大、最一般性的族群范围）也需不断地重新调整集体记忆，以适应现实变迁。因此历史，特别是民族史，经常成为诠释自己与他人的过去，来合理化及巩固现实人群利益的手段。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我们属于许多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中最有力的结合，便是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由家庭到民族的各种群体。在个人生长的环境中，家庭、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提供给我们许多对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都因现实的个人族群认同与社会族群关系的改变，而有不同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都常重新调整哪些是“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或赋予历史人物与事件新的价值，来应对现实利益环境的变迁。如此，一方面个人生活在社会给予的记忆以及相关族群认同中，另一方面，个人也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遗忘、追寻或创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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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失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境之中。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环境，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来凝聚新族群认同。美国非洲裔族群以“非洲主义”为主的寻根运动，便是一个例子。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而仪式化地定期纪念此经验，则可以强化及维持族群边界。在此类的活动中，对于“溯源”有兴趣的历史学者、民族学者与考古学者们，经常因能提供学术上的“客观证据”而赢得尊敬。但是，所谓有关一个民族起源的客观证据，事实上常是历史学家在无数社会记忆中所选择的“有历史意义”的材料，是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重新定义“典型器物”或“文化特征”来筛选的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忽略其他材料）。如此便重构了一个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分布，以解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或理想中的族群分类及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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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同层次的族群环境中，我们对于过去有许多集体记忆，它们以族谱、传说、历史记载、古墓、祠堂、手札、碑刻等种种面貌存在着；我们可能强调一部分，隐瞒、忽略另一部分。社会现实造成的利益环境，是激起某些集体记忆的主要动因。这些集体记忆由社会精英提供，并借由种种媒体（如报纸书刊、历史文物馆、纪念碑、历史教育等）传播，以强化人群间的根本感情。但对个人而言，被社会现实压抑的过去并不会被完全遗忘。它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无意地或刻意地被保存着；只要翻翻我们私人的抽屉或橱柜，看看有多少未丢弃的“杂物”，并回忆每一物件所蕴含的往事，就知道“过去”如何不会轻易被我们遗忘。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由广泛的意义而言，焚书、坑儒之事无代不有，但是旧文献与不识时务的人物总是烧不完也坑不尽。甚至有时他（它）们被刻意保留下来。这些文献、文物与人物言行，成为社会记忆中隐藏潜伏的一部分，等着在往后的社会变迁中被忆起，被赋予新的诠释，成为凝聚新族群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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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族群视作由家庭、家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的由来。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须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族群认同便在这两种力量间形成与变迁。因此，或许我们可将各种人类社会结群放在一条轴线上，一端是家庭（或母亲与其子女所形成的单位），另一端是族群。愈靠近家庭的一端，生物的亲亲性愈强，团聚人群的集体记忆愈狭隘、真实且缺乏可选择性，因此亲情不易变化；愈靠近族群的一端，文化的亲亲性愈强，凝聚人群的集体记忆选择自更宽广的“过去”，可选择性强，因此认同易随社会情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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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与结构性失忆，不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所重建的“过去”的本质为何？它是否也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记忆有何不同？我们赖以重建过去的文献与文物（artifacts），其中所承载的是“史实”还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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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当作“过去发生的事”的记录与遗存。他们相信，以考据史料、史事真伪，以及对文物的比较、分类，可重建过去发生的事实。然而，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古史记载，来思考考古文物，探讨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景及相关的族群现象。由这种角度来看，古代文献记载与文物遗存可当作人群集体记忆的遗存，它们是在某种个人或社会的主观“意图”下被创作以及被保存的。在这种研究中，我们主要探索的并非是过去的事实（但并非否定研究史实的重要性），而是古人为何要以文献与文物来组织、保存某种记忆，也就是探索古人的“意图”及其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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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当代现实生活中，族群认同的产生与族群边界的维持，结构性失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记忆的选择、强化、重整与遗忘（反映在媒体舆论、历史研究、历史教育或学术精英的言论等之中），随时都发生在我们左右。因此，观察体会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本质，以及历史记忆与失忆如何凝聚或改变一个族群，社会人群如何借各种媒介来保存与强化各种记忆，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所蕴含的“过去”的本质，以及许多“民族史”著作的社会意义。在此，历史学与人类学可能产生一个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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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ifford Geertz,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the New States,” chap. 9 i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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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udith Nagata, “In Defens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Changing Myths and Charters of Malay Identity,” in Ethnic Change,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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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 pp. xi, 5–8,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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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chard H. Thompson, Theories of Ethnicit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p.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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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社会生物学应用在人类社会结群的诠释上，一部集大成的也是最受争议的著作，可能是Richard D. Alexander所著的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提出他对于社会生物学使用在人类社会结群诠释上的疑虑，见其所著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Sociobiolog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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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rshall Sahlins, 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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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261–262; Charles Keyes,“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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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bin Fox, Kinship and Marri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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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在东非、欧亚草原许多多妻制（co-wives）的游牧社会中尤为明显；当这样的家庭分裂时，每一个母亲与她的子女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单位。请参考P. H. Gulliver,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pp.4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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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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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 H. Gulliver, 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pp.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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