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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Richard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9–47, 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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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Barry Schwartz,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ail Forces 61 （1982）: 374–402; Alan Radley, “Artefacts, Memory and a Sense of the Past,”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pp.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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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eorge E. Marcus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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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是华夏的主观看法；而显然当时的华夏并未充分了解羌人的亲族体系与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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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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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ichael M. J. Fischer, “Fischer: Ethnicity as Text and Model,” in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ppendix,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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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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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7—152页；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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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钱穆：《周初地理考》，原载《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亦见《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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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 H. Gulliver, 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pp.1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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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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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二部分 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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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这个中国人最早的自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将华夏的起源追溯到考古上的仰韶或龙山时期，或传说史料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或体质学上的北京人。然而，在本书中我关心的是华夏边缘的形成。也就是，为何有些人是华夏，有些人不是华夏？从何时起有此区分？从何地开始出现这种区分？以及，为何要有此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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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辽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群，各在自己生存的环境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生活着。这时，种植谷类作物早已流行，但是这些农人也靠捕鱼、打猎、捡些可吃的植物野果来补充粮食。虽然通常他们活动的范围不大，但经过间接的沟通，各地区人群之间也有些往来。他们学习外来的制陶技术，或传述由远方传来的神话故事。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个河南老农所使用的陶器，与一位江苏南部居民所拥有的陶器，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就这样学别人如何做陶器及其他事物，以及传述听来的故事，各地区人群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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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这时在考古上是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当时的农民住在河边台地，在黄土上垦地开荒。像这样以相当原始的耕种技术生存的农民，沿着黄土，向北一直分布到鄂尔多斯与河套的北岸，东北到达西辽河流域，向西，他们进入青海省的河湟地区（黄河河谷与湟水河谷）。在河湟、河套以及西辽河这些农业边缘地区，气候比较干冷，但是原始农人们还是生存下来了。只是比起中原龙山文化的农民，他们得多畜养些家畜，或多猎一些野生动物。公元前3000年左右，经过长期农业定居生活，这些原始农民的人口增加得很快，村落与村落间的空地愈来愈少。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全球气候逐渐干旱起来，黄河流域也不例外。现在的情形是，靠土地吃饭的人大量增加，但土地的生产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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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解决这样的问题，通常有三种办法（或是两三种办法并用）。第一种办法是，设法改进生产技术，以增加粮食生产，或另找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二种办法是，以战争、征服与统治，将部分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以剥削他们来供养少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族群。第三种办法是，以新的族群认同重划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群排除在外。后面这两种办法，并没有增加可利用的资源，只是以暴力来进行资源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虽然改进农业技术以增加生产一直在进行之中，但从龙山晚期以来最大的变化，显然是人群间的冲突增加，防卫性的建筑出现，人群间财富与权力的分配愈来愈不平均，政治结构愈来愈大。终于，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间，出现了中央化的夏、商王朝。并在此之后的周王朝时代，华夏与夷戎蛮狄之分的观念形成，华夏成为一个强力维护共同资源的人群。从此以后的3000多年里，一方面，经常吃不饱的中国农民，辛勤地在田中工作，来供养由地方到中央的大小地主与统治阶层。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单于、可汗南下牧马，他们的子弟驻守在遥远的长城边上，或成为无定河边的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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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遥远的黄土农业边缘地带，人们在进行另一种改革。利用草食动物，将原来人们不能吃的草本、荆棘植物，变为赖以维生的资源。这种改革——游牧——不但改变了当地人群的生产方式，也根本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造成与中原夏商王朝截然不同的世界，也因此造成华夏边缘的出现。以下我简述这些发生在黄土农业边缘的环境与人类生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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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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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这儿是黄河上游河段及其支流湟水流过的地方；山高谷深，气候严寒。华北黄土高原的黄土，一直向西分布到这里。但是，这儿的黄土堆积薄，且呈不连续的块状分布。这些沿着河川的黄土台地，也就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动的舞台。植物生长季节短，降水量不稳定。在这种环境中，人类活动的主要限制是高度。高度使得原始农业活动只能限于谷地。谷地之上，一般粮食作物难以在那么高寒的地方生长。广大的高山自然资源，蕴含在多种的草科、棘科与藓苔类植物之中，但这是原始农人无法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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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的早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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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甘肃地区仰韶文化的人群在黄土地上垦地种植，并制作精美的彩陶。略晚，西方河湟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制作彩陶，并在黄土台地上开垦。他们的活动遗迹，就是考古学家所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遗存（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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