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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间的战争与相互仇杀，主要为的是争夺肥美的山谷与邻近高山草场。汉代河湟主要羌人部落都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他们在春天出冬场（游牧社会人畜过冬的地方）后，先到河谷种下麦子，然后往山中移动，展开一年的游牧。秋季回来收割后，再回到冬场。如此在河谷中种麦，在附近山上游牧，生活所需大致无缺。因此，一个美好的山谷是各部落必争之地。为了争夺、维护一个山谷，部落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也因此使得任何超过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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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游牧的河湟地区与东方的汉帝国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相反的世界。在汉帝国的世界中，皇帝统治着一大块地方。皇帝之下是各层级的贵族、官僚，他们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这个巨大的政治体制，主要依赖农人的徭役赋税来维持。在这个中央化与阶层化的世界中，强调的是尊卑之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服从与效忠，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西方半游牧部落人群所居的河湟地区，是人群分散化、平等化的世界。因为环境是如此困苦，而人们的财产大都是长了四条腿的牲畜，所以分散、平等、自主成了普遍的生存原则。在这里，每个家庭或牧团都为了生存而努力，没有徭役赋税。“移动”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都是短暂的、易变的。因此，个人对所属牧团或部落的认同，以及对部落领袖的效忠，都不必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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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河湟地区的人类文明原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延伸；无论在物质文化上，或是经济生产方式上，两者都没有太大的差异。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两边各自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时，河湟与黄河中游地区间的分野，不只是定居与迁徙、农业与牧业的差别而已。更重要的是，东方的汉帝国成为中央化、阶层化的世界；西方河湟地区则是各部落分散化、自主化的世界。于是，对华夏的中原帝国而言，一个人类生态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边缘”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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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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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宁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期，第154—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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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第388—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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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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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学正、张朋川、郭德勇：《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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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2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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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第3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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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谢端琚：《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5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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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新国：《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第309—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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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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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Frederick E. Zeu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3）, p. 262。我在四川松潘地区，对于羌族在山区牧猪的采访与观察，也有同样的结果。当地放牧的猪，经常寻找一种野谷粒为食。据当地羌族告诉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种野生谷粒救活了许多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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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端琚：《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0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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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谢端琚：《甘肃永靖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4期，第308—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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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第1012—1016页；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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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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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多学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曾经历渔猎、畜牧、农耕三个阶段。因此，畜牧或游牧是人类文明发展序列中，介于原始的渔猎与进步的农耕的中间阶段；这是农业定居人群的偏见。事实上，考古数据显示，在全球主要游牧地区中，人类都曾由农耕，或以农为主的混合经济，转入游牧经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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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pp.142–150; 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 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 Pierre Bonte, “Segmentarité et pouvoir chez les éleveurs nomades sahariens. Eléments d’une problématique,” in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pp.1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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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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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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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pp.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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