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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套以北地区，相当一部分仰韶晚期的人类遗存是“阿善二期文化”，时代为公元前3700——公元前3000年之间。这时期人类的遗存较丰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经济生活特征更明显。房子仍为半地穴式，室中心有平底坑灶，坑灶后往往又有一方形地面灶，均已烧烤得十分坚硬。房子四角及火塘附近都有柱洞遗迹，还有直径较小的柱洞分布在墙壁四周。房子附近有窖穴，作为储藏及抛弃废物之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他们是相当定居的人群。在农业生产上，当时人们使用大型石器，如斧、锛、铲、穿孔石刀、磨棒、磨盘等，并以坚硬石材打造锐利细石器，如石镞、石叶、石片及括削器等，用于狩猎以及切割动物的皮肉。另外，在鄂尔多斯南部的陕北地区也发现许多仰韶文化遗存。同样的，在这儿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片一同出土的，除了石刀、石斧、石铲之外，还有丰富的细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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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细石器出现在鄂尔多斯附近的仰韶文化遗存中，这是在山西南部、关中地区与河南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少见的现象。两种石器（细石器与大型砂岩石器）并存于这个仰韶农业的边缘地区，可能代表着当地特有的人类经济生态。磨制石器以长方形石刀、斧、锛、铲等为主，而这些石器被认为是主要用于整地、翻土、收割等与农业有关的活动。(5)细石器则以大量的刮削器为主。这种刮削器的刃部质硬而脆，利于以巧劲切开动物的皮肉，而不适于用力割断植物纤维。因此，它所代表的人类生业活动应是畜牧或狩猎。(6)这些考古发现都显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在经济生态上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农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比起后者，他们较依赖动物。这是一种原始混合农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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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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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上述的混合农业生活，在套北与鄂尔多斯东部地区都有相当的发展。这些人群留下的遗存，由于在文化特征上与南方的龙山文化相当接近，因此被纳入龙山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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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东部地区 在这一地区，仰韶文化之后，普遍出现了一种以篮纹陶器、白灰居住面遗迹、袋形灰坑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这些考古文化特征，也见于山西、陕西的龙山文化之中，因此有些学者称此地此时期为“龙山文化”。另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遗址所出的细小石器，因而称之为“细石器文化”。(7)细石器与角骨器增加，是本地由仰韶到龙山时期的一大转变。这种有龙山文化特点的文化遗存，据调查者称，多分布在黄河河谷断崖上。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当地仰韶遗址而言，龙山文化遗址分布较为密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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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以准格尔旗南部的大口遗址为例。这是一个考古发掘收获丰硕的遗址。遗址坐落在高出河床30米的台地上，其遗物被分为前后两期。大口一期的遗物较少，主要是罐、瓮、斝、鬲、豆、盆等陶器。大口二期文化层中，发现有房屋遗迹。房屋地面及残存的墙上，都均匀地抹上了一层5厘米厚的白灰面。室内的柱洞底填碎陶片，以稳定柱子及加强其承重力。屋子正中有一圆形火塘，火塘周围的填土经长期踩踏而变得很坚实。门前有一与门宽略等，长约2.5米的下坡路段，由于人们进出而被踩实为路土。窖穴中出有一些零散的兽骨、兽牙与牛角，底部有锥、针、镞等骨器。动物遗骨中可辨识出猪、羊、牛、鹿等动物。石器的种类有斧、铲、长方形穿孔石刀、锛、臼形器、盘状器及磨器等。出土骨器89件，有凿、镞、锥、针、匕等。考古学家认为，石铲、石斧、石刀等农具的出土，显示当时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广泛使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角的出现，显示家畜畜养及（或）狩猎也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占有一定地位。(9)房屋的建筑方式，经长久踏实的室内及门口的地面，以及大而厚重的陶器，都显示当时人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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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时住在准格尔旗西部石佛塔遗址的人群，他们的白灰面居住遗址、袋形灰坑、长方形带孔石刀，及鬲、甗等三足器，都显示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他们遗留下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及石磨棒、石杵等谷类加工工具。显然，锄耕农业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业活动。但是，由出土的一些石球及石片刮削器来看，考古学家认为狩猎是他们辅助经济的一部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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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北地区 在套北的包头地区，这种龙山文化被称为“阿善三期文化”。在阿善三期文化较早的阶段，当地的人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中。居住面由草拌泥铺成，再略经烧烤。窖穴比前期多。生产工具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角骨器，器形、种类都与前期类似。到了阿善三期文化晚期，居住形态出现较大的变化。此时人们住在石筑房屋中，外有石砌城墙保护。这种石墙，据称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石筑城墙。城墙随地形起伏，有的地段墙基厚达1米以上，残存墙基高近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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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善二期、三期遗址中，都曾出土许多狗、猪、羊、牛的骨骼，(11)人们所使用的细石器中又有大量的石镞，因此动物畜养或狩猎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业中应有相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由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当地的人都过着兼营农业与畜牧、狩猎的混合农业生活。但是在这些地区，人们对农业资源与对动物资源的倚重，在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是有差别。有趣的是，这个差别并不是人们愈来愈依赖农业；相反的，龙山时期的人较前期的人更依赖动物性资源。这一点，表现在阿善二期、三期文化中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变化上（见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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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阿善遗址二期、三期各种生产工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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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考古》1984年第2期，第99—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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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三可看出，陶制工具所占的比例一直很稳定，但细石器、角骨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则有变化。变化的规律是：细石器与角骨器同增同减，而它们与大型石器的增减则相反。由第二期至第三期早段的变化是，细石器及角骨器大量增加，而大型石器则大量减少；由第三期早段至第三期晚段，大型石器所占的比例又升高，而细石器及骨角器的所占比例减少，但细石器及骨角器的所占比例，仍高于第二期文化中同类器物所占的比例。如果角骨器增加，便表示当时动物的遗骨容易取得，则细石器与角骨器同增减的现象，也说明这些细石器的使用的确与狩猎或畜牧经济有关。这个工具比例的变化，显示在龙山文化时期（阿善三期文化），畜牧或狩猎的重要性在套北地区人群的经济生活中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500—前21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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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现象，也见于大青山下的包头西园遗址。这儿的出土遗物分布在东西两个台地上。西台地的文化遗存，被分为三期五段。西园二期与三期，无论是房子的形制、结构，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的器形与组合，都和阿善二期遗存面貌相当。在生产工具上，仍然是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并存，但二期的生产工具数量及种类皆少，以磨制石器为主，特别是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最为流行。第三期，生产工具的数量与种类都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期细石器在生产工具中的比重增大，石器与骨器的制作皆较为精致。(12)在东台地上，发现有石砌围墙及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形制与阿善三期晚段的房屋完全相同，遗物分别属于阿善二期与三期文化。(13)因此，西园的考古遗存也显示，在接近龙山或龙山早期，这一带人群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有加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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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0—前2100年左右，在阿善与西园遗址都出现有石筑围墙或城墙的防卫性聚落，(14)显示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剧烈。事实上除此两地外，有石砌围墙的城堡还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如大青山下的佳木莎、黑麻板、威俊，蛮汗山下的老虎山、板城、大庙坡，清水河县的马路塔等遗址。这种石城堡大都建在背靠大山的山麓台地上，以石块错叠，缝隙间塞碎石以胶泥黏固。城址都选择在地势险要之处，周围并不都设有城墙，而是有些地段利用悬崖为屏障。城墙厚度一般为0.7—0.8米，较厚的达1.2米。城墙高度由城内看一般并不太高，但建在陡坡的城墙，从墙外看墙体是很高的。城墙内及附近有石筑房址遗迹；有些城内并有所谓祭坛的石堆遗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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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人群，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受到南方仰韶及龙山文化农业因素影响而从事农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地的干旱气候，他们也较前者更依赖猎取或畜养动物，以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地区而言，鄂尔多斯的东部及南部地区，与晋陕中原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文化关系最密切，细石器较少。西部地区的细石器最发达，农业遗迹最少。套北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基本上农业的重要性由南往北，由东往西，逐渐减低；相反的，由细石器所代表的畜牧及狩猎，则由同方向逐渐增加。这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程度由东南往西北渐增的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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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生态的长期变化而言，无论是在东部的清水河地区或是北部的套北地区，由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都有当地人群对动物的依赖逐渐增加而农业活动减少的趋势。因为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畜牧（或狩猎）原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会使得人们加重对另一方面的依赖。这个变化较明显的时期，约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也是在这一时期，清水河一带的人群将他们的聚落建在较高的台地或断崖边上。套北地区的人群，则纷纷筑城堡、建石墙以自卫。这些考古学上的现象，似乎都显示此时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渐趋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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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与农业边缘人群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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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除陕北外，这一地区所有的人类活动遗迹都逐渐消退或完全消失。目前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延续最晚的遗址朱开沟，其最晚的一期为公元前1600—前1400年左右。(16)这一段本地考古发现几近空白的时期，一直要延续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随葬的游牧人群墓葬。这个考古遗存上的时代缺环，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前600年之间，相当于中国史上的商代到春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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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春秋至战国时期墓葬的出土地点附近，往往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却没有关于商、西周时期遗存的报道。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附近，也经常有战国及以后的遗存，同样的，有关商与西周时期遗存的报道则非常罕见。这个考古学上的现象似乎显示，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南部边缘的陕北地区除外），许多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居住的聚落在龙山后期或商代之初都被放弃。一直到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才又出现人类活动的遗迹。仰韶时期以来，长期在这儿活动的混合农业人群，为何就此消失？到底在龙山后期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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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的干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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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许多证据看来，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这一人类生态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者都曾指出，以全球整体来说，公元前2000—前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17)研究中国古气候的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学者指出，公元前6000—前1000年的华北地区，是较湿暖的时期。(18)呼伦贝尔沙地，由全新世早期以来形成的沙带中有三层埋藏黑沙土。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显示，这些黑沙土代表着半湿润森林草原环境。最上层的黑沙土，属于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约当公元前3000—前1000年。(19)也就是说，在约当公元前1000年，这里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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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尔多斯地区，这个发生在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气候变迁也相当明显。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20)根据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地层的孢粉分析及碳十四断代法，公元前9000—前1000年左右，此处是较湿润的环境。此后因气候干旱，砂炭堆积停止发育。(21)虽然中国学者所指的湿润期结束、干旱期开始的关键年代，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由于世界性的干旱期发生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之间，因此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个干燥化的趋势已在华北地区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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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孢粉分析所见的气候变迁，反映的是变迁已在地表植被上造成改变的阶段。而且，无论是碳十四或是其他考古断代法，都可能有些时代误差。相反的，人类生态却常常立即、鲜明地反映相当细微的环境变化。因此在探索气候变迁时，考古学上所见的人类生态变化可提供给我们另一条线索。新石器晚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气候变迁，在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生态上都会留下痕迹。而且，因地域性环境差别，各地有不同的变迁时程。相对而言，在原始农业边缘地带，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态的影响最深刻，也因此在考古上留下的痕迹较明显。因为这里的环境原来就不利于农业，生活在农业边缘地带的原始农民有如站在水中，而水已没及鼻下的人，些微的水波动荡都会使他们溺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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