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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曾提及，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混合农业遗址被放弃前，曾经有农业衰退、畜牧业增长以及人群间冲突扩张的现象。在套北地区，公元前3000年以后，代表畜牧或狩猎的细石器及角骨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大幅升高，显示这时气候已逐渐对农业活动不利。约当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整个大青山到蛮汗山南麓的人群都筑石墙以自卫。在此之后，人类活动的遗迹几乎消失了1500年。这似乎显示气候进一步恶化，先使得人群间的资源竞争剧烈，然后，终于使他们放弃在此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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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晚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遗址多坐落在河谷台地上，而龙山文化的遗址则大都分布在河谷断崖上。(22)这也显示，资源竞争使得人群间的冲突变得剧烈，因此聚落位置必须选择在便于防卫的地点。同时，龙山文化遗存中出现的大量细石器，表示当时环境愈来愈不利于农业，使得人们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增加。最后，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千余年间，这里的人类聚落也都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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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开沟遗址所见人类生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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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绝大多数新石器晚期居民都离开此地时，可能有少部分人群继续在此地居留。目前只发现有朱开沟遗址，当地居民一直在此居住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这个遗址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变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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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开沟遗址之考古遗存，依时代先后被分为五段。第一至五段遗存衔接发展，层位清楚，发展序列明确。因此我们能据此探讨当地人群的长期经济生态及社会变迁。朱开沟第一段属于龙山晚期遗存。当时的人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农业是主要经济生业。儿童瓮棺葬、白灰面建筑、卜骨及陶器，都显示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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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朱开沟第二段的居民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中。大型房址多为圆形，圆形灶居中，周围有垫土墙，墙上有柱洞，垫土墙内有大量的石块及碎陶片。与第一段相同，此时墓葬中亦有随葬猪下颚骨的习俗，并随葬鬲、罐、豆、盉、壶等陶器，也有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但在生产工具上，无论是种类或是数量都比第一段丰富。石器有长方形穿孔石刀、石斧、石镰、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燧石剥制的刮削器、矛形器及石镞等细石器，还有骨制的刀、匕首、针、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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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00—前1700年左右是朱开沟第三段时期。这时人们在墓葬中殉牲的风气更为盛行；少者随葬猪下颚骨一对，多者十几对，还有数量不等的羊下颚骨及其他肉食类动物的下颚骨。同时也出现殉人葬。墓葬中出土小型铜器，如耳环、指环、臂钏等。此期也有儿童瓮棺葬。生产工具有石斧、长方形穿孔石刀、骨柄石刃刀、骨铲，及铜针、锥、臂钏、耳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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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遗存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文化层堆积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23)只有少数的墓有少量随葬品，随葬陶器远不如第三段丰富。墓葬中的殉牲有猪和狗。房子以长方形浅穴式建筑为主，房内地表以黄色黏土铺垫，有的经多次铺垫，因此有些房基连在一起不易区分。生产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镰、石铲、石刮削器，及骨制的锥、镞、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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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开沟第五段遗存，年代可能接近公元前1400年。此时墓葬分散，如第三、第四段遗存中那样集中的墓群消失。这时的居民仍有以猪骨随葬及瓮棺葬的习俗。陶器有鬲、甗、盆、罐、簋、豆、罍等，并出现青铜容器如鼎、爵。生产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镰、石钻头，骨制的镞、针，以及铜戈、短剑、刀、镞等武器。出土的铜刀、铜剑，是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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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朱开沟遗址第一至五段遗存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现象。首先，以经济生业而言，第一至三段没有太大的差别。出土的农作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筑方式以及随葬猪骨等，都显示当时的人是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长期定居生活中。其次，由第一段到第三段时期这种生活有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第三段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这种农业定居生活发展到了顶点。当地的社会发生阶层化（stratification）现象，在墓葬中的反映便是出现人殉以及多寡悬殊的随葬猪下颚骨。但是，也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人类生态转折也在开始萌芽。殉葬的家畜以及细石器都有显著增加，并出现骨柄石刃刀这样精致的切割工具；这些都表示狩猎与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有意义的是，由第三段开始，许多讲究的墓中都随葬数量相当多的羊下颚骨。这显示“财富”不必在农业上累积（或难以在农业上发展），扩大畜养草食动物以利用广大的水草资源成为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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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四段房屋的结构，可能为多次、不连续占居的结果，(25)显示当时的人已经无法在一地长久居住。到了最后的阶段（约当早商的第五段），先前集中的墓葬消失，一些墓中出现有铜兵器陪葬。铜器在此地最早出现在第三段，主要不是用在农业生产上，而是用来制造随身装饰品及小型工具。在此时又被用来制作武器；显然，人群间的冲突因生存资源不足而扩大，使得应付战争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社会机能。不久之后，朱开沟遗址也被放弃了。以上这些考古遗存清楚地显示，这个遗址的全盛时期是在它考古分期的第三段。在此之后的整个变化趋势是，墓葬由集中而分散，随葬品由厚而薄，聚落由长期连续居住转为不连续重复占居。最后，资源竞争导致人群间的冲突扩大，终于造成整个遗址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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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资源竞争，是由于定居混合农业带来的人口增长？或是由于气候上的变化，导致了农业上的挫折？定居的混合农业经济的确能带来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增长所造成的人群间资源竞争，应不会导致整个地区人群活动迹象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因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考古遗存所呈现的人类生态变化，都印证着环境考古所显示的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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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气候上趋于干冷的变化，在华北不同生态区中都造成相当影响，只是在程度与时间上有差异而已。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之外，青海河湟地区由晚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虽无明显的人类活动中断迹象，但在公元前1700年以后，以农业、畜猪为主的齐家文化经济，被以畜羊、缺乏居址遗存为特色的辛店、卡约文化经济生态取代。在西辽河流域，以农业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类生态，对这波干冷化的环境变迁的抵抗力较强，但到了商末周初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地人群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体系也不得不崩溃（见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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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公元前2500年以后气候的干旱化，使得原来收成就不好的农民生活更困难。这种不利于农业的气候变迁，使得这些农人只好少费点力气在田作上，而多花点时间来养些家畜，或打些野兽。因此，在他们遗留的石器中，用于翻地收割的大型砂岩石器逐渐减少，而适于切开动物皮肉的锋利小型石器大量增加。在另一方面，因为可利用的资源减少，为了争耕地、争草场、争猎区，人群间的冲突愈来愈严重。为了防范掠夺，许多村落必须建在高崖边以便防卫。在阴山之下，人们更以石头叠筑城堡与围墙来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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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持续干旱下去，生存环境愈来愈差。但是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并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形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世界，也没有像河湟地区那样直接形成游牧或半游牧世界。实际的变化是：严酷的气候彻底赶走了这一带的居民。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多数的人群（包括住在石城堡中的人），早已放弃在此驻留。从这时起，几乎延续了有1000年之久，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都是少有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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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北方的武装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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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干旱期也与人类生态变迁，尤其是边缘农业人群之游牧化，有密切的关系。学者认为，西奈半岛内盖夫（Negev）地区古人群由狩猎采集转变为游牧，气候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26)公元前2000年东非雨型的改变，也被认为是造成当地游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7)因此，公元前2000年后从鄂尔多斯附近“失踪的人群”，是否因游牧化，游牧生活物质遗存极少，而在考古上消失？事实上并非如此。原因是，中国北方真正的游牧人群出现是在春秋中期以后。而且，公元前1400年左右，晋陕北部山地出现了一些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他们的出现与他们的文化特质，也能解释鄂尔多斯附近居民逐渐消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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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崖文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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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开沟晚期文化面貌类似的考古遗存，出现在陕北清涧县李家崖古城遗址中。古城利用地形修筑，南、西、北三面环水，东、西侧筑有城墙，南、北利用悬崖峭壁为屏障。城墙由内、外墙构成；外墙是由一层石块、一层夯土筑成，内墙则以夯土筑成，外用石块砌璧。城内遗迹有房屋、窖穴与墓葬等。出土的石骨器包括石斧、有孔石刀、石凿、骨锥以及卜骨等，铜器有蛇首匕、直援戈、铜镞、铜锥等。(28)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300—前8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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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遗存的分布看来，当时有类似文化特征的人群分布在陕北、晋西北的黄河两岸，如陕北的绥德、吴堡、清涧、子洲、子长、延长、延川，山西省的石楼、永和、吉县、保德、柳林、右玉等地。考古学者称这种商周时期之青铜文化为“李家崖文化”或“鬼方文化”。(29)李家崖文化青铜器的一个特色，是商风格与本土风格器物杂陈。商式的铜礼器有鼎、簋、爵、觚、斝、瓿、甗、罍、盘、卣、壶斗等，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有蛇首勺、羊首勺、马首刀、铃首剑、蛇首匕、管銎斧、双环首削及金铜质弓形器等，又有混合商器风格与地方特点的器物，如带铃豆、带铃觚、銎刀、銎戈。在青铜器上发现有子、天、卯等金文和徽记，陶器上也发现且、鬼等字与卜卦符号，形体皆与商周文字近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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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崖文化的人群主要赖农业与畜牧为生。生产工具中有铜、石、骨等材料制作的斧、锛、刀、铲等，证明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31)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出土的兽骨则以牛、羊骨最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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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文化特性上，李家崖遗存与其北方的朱开沟遗存有更密切的关系。吕智荣曾比较李家崖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他指出：（1）李家崖文化的器类、陶质陶色、纹饰虽与朱开沟第五段遗存有差异之处，但共性因素是清晰易见的；（2）李家崖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器，如鬲、甗、三足瓮、簋豆、罍等，与朱开沟遗址同类器有明显的演进发展关系；（3）断面呈逗号状的石刀，在朱开沟第四段石刀中居主要地位，这种石刀在李家崖文化中也是常见的典型器；（4）李家崖文化的青铜器，在种类、数量上比朱开沟的铜器都有增加，但两者所见的同类器经常相同、相似，或在形制上有密切的关系；（5）李家崖古城址中发现的夯土围墙房子，与朱开沟五段的房子在形制与结构上均类似；两者所出的窖穴也相同或近似；（6）朱开沟五段的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分布零散；李家崖墓葬形制与之类似，也承袭前者零散分布的习俗。因此，他认为李家崖文化遗存与朱开沟遗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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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崖文化居民流行在墓葬中陪葬武器。含有这些特殊青铜武器的考古文化，广泛分布在陕、晋、冀三省之北及辽宁地区；这就是学者所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或“北方青铜器文化”。李家崖文化中的铜武器，即为这种青铜器文化的早期器物。由普遍随葬青铜武器看来，李家崖人群的武装化相当明显。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称这些人是“战士”不无道理。在商代甲骨文中有“邛方”，指北方一些经常入侵的，与殷人敌对的人群。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邛方大约在陕西北部或河套附近。中国古文献中，也称北方一支敌人为“鬼方”；有学者认为鬼方即邛方。无论如何，先秦典籍与甲骨文中商人北方的敌人，似乎符合考古所见早期北方青铜器文化中有随葬武器习俗的那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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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李家崖古城居民这样的武装化人群，约由公元前1400—前1300年起，沿着今陕、晋、冀三省之北分布。这种人群的出现及其性质，说明了气候干旱化迫使农业边缘地区人群南移。在此山岳地带，一方面，这些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为了让动物有足够的草食，他们无法在一地居留太久。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生存资源，他们经常彼此争夺，或向南方人群争夺适于农牧之地。他们因此成为善战、好战的武士，也因此成为南方人群心目中野蛮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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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至汉初的游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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