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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资料看来，由商到西周时期，这些北方山岳地带的人群都是农牧兼营的。中国先秦文献中所称的北方戎、狄，在春秋时代以前主要也是以徒步作战，与后世草原游牧人群骑马作战大有不同。因此，无论考古或文献资料都证明，此时（公元前1300—前800年之间）活动在华北山岳地带的不是游牧人群。无论如何，当时及略晚一连串环境与人类生态变化，后来终于使得晋、陕、冀三省之北的山岳地带成为“华夏”的边疆，而鄂尔多斯及其北方则成为游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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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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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游牧的产生与人类驯养草食动物的历史有密切关联。尤其是，马的驯养与利用对于草原游牧尤其关键。首先，马的机动性，能让羊的牧养有效率，使游牧人力得到充分运用与适当分配。马也是作战与防卫的工具，人们能够借以保护本身资源并自外获得资源。其次，游牧也需要必要的知识与技术。譬如，世界任何地区游牧的产生，都涉及人类由吃动物的肉转为饮食动物的乳及乳产品。若以动物的肉为主食，人们必须饲养远超过家庭人力所能照顾的动物群，才能供应家庭中的肉食消费。因此，游牧的产生必然与取乳、制酪，在某些季节将公羊、母羊与小羊分群放牧以控制动物生育，并配合季节移动等技术与知识的发明与传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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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驯养，至少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就已经出现在南俄草原。公元前2000—前1800年左右，高加索地区的古人群已知将马作为乘骑。在叶尼塞河流域，属于阿凡纳谢沃（Afanasjevo）文化的几个遗址中也曾发现马作为坐骑的遗迹；这种考古文化遗存的年代被估计在公元前2500—前1700年间。(34)在更接近华北的阿尔泰——萨彦地区，最早的马作为乘骑的考古学证据其时代被估计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35)在华北地区，约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马的驯养与利用才逐渐普遍。虽然殷墟小屯等遗址中已发现马具及马车，但并未有马被人直接作为乘骑之明确考古证据。在长城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马具（马衔、马鏕）约出现于西周晚期，而且这些最早阶段的马具均带有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到了春秋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的马具仍带有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36)因此在长城内外地区，马被利用为坐骑可能要晚到公元前800年左右，此后才逐渐流行。无论是由欧亚大陆马的驯养与利用的发展序列，以及马具的形态及其渊源，都证明在中国马被利用在拉车与坐骑上出现得较晚，而且深受南西伯利亚草原骑马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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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利用加快了文化的流通，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以器物上动物纹饰为特色的一种文化传统，随着御马术之流传迅速沿欧亚草原及其邻近地区传播。在中国北方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北方青铜器文化”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公元前13世纪时，殷墟文化早期遗存中某些器物，与南俄卡拉苏卡（Karasuk）文化中的同类器物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动物纹饰流行的区域内，任何地域性的技术与观念都很容易传布到这区域内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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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来，已知最早的游牧人群约在公元前1000年出现在东欧及中亚一带。南俄草原的一些人群，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也开始过着游牧生活。(37)公元前8世纪侵入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更是以其游牧文化著称。在阿尔泰地区，考古发掘显示，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时这里已出现从事游牧经济的人群。(38)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这时有南俄草原特色的动物纹饰主题早已出现在中国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中，因此草原游牧的技术与观念也可能在此时影响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导致本地专门化游牧业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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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游牧条件逐渐具备的情形下，一项华北地区人类族群关系的巨大转变，造成北方人群全面的游牧化。这个巨大转变，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及强化。这个转变过程是渐进的。这大约是由于气候干旱化，适于农牧的地带南移。北方山岳地带的人群，因此畜养更多的动物，并不断地移动化、武装化，并向南方入侵以争夺适于农牧之地，如此造成华北沿长城地带人群间资源竞争关系紧张。为了维护南方资源，由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以“农业”与“定居”为本群体文化标记的“夏”或“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其将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上的邦国贵族凝聚在一起。相对的，北方那些畜养动物的、常迁徙的武装化人群，则被他们视为野蛮的异族。周人对北方人群的称谓有犬戎、犬夷、獯鬻、玁狁、戎狄等。这些有“非人类”含意的称号，也表现在南方人群心目中他们是“非我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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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至战国时期，冀、晋、陕北部山岳地带人群间的资源竞争更趋激烈。不但北方人群南下与“诸夏”争夺宜农牧之地，且由于人口增长，诸夏对于土地的需求也趋于强烈。华夏以“内诸夏、外夷狄”来强力卫护及扩张自身资源。北方的燕、齐、晋（或赵、魏）、秦诸国纷纷吞并或驱逐戎狄，并建立实质的长城作为边界。被迫北撤的混合经济人群，进入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但这里早已不适于农牧混合经济。在长期战争中，他们习于畜养及利用马匹。而且，在因生活或战争的迁徙中，他们也学会了放弃定居、农业与养猪，过着完全依赖马、牛、羊的游牧生业。或者，他们辗转由阿尔泰地区游牧人群习得这种游牧的观念与技术。春秋晚期，当部分北方混合经济人群仍在与华夏争夺生存空间时，早期游牧人群已出现在鄂尔多斯地区。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华夏强力保护南方农业资源，愈来愈多的混合经济人群加入游牧这种生业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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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所见春秋至汉代的北方游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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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又出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见图五）。而且，只见墓葬，罕见居址。在这些墓葬遗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草食类动物马、牛、羊为主的殉牲习俗，以动物纹饰为特色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武器、车马器及随身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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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春秋末至汉代重要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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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殉葬动物的习俗而言，在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的春秋晚期墓葬中，以动物殉葬之风盛行，其中一墓有羊头骨42具，马头骨3具，牛头骨4具，牛蹄骨若干。(39)凉城毛庆沟墓地的79座约当战国时期的墓中，有殉牲的墓占半数以上。殉牲种类有山羊、牛、马、狗；单以羊殉葬的多为女性，单以马殉葬的多为男性。(40)准格尔旗西沟畔约当战国末至西汉初的墓葬中，殉有马、羊、及狗骨。北部玉隆太的战国墓中，有马、羊骨殉葬的习俗。(41)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呼鲁斯太战国早期墓葬，有一座墓共用了27具马头骨殉葬。(42)陕北神木纳林高兔的战国时期墓葬，也有随葬马、牛、羊头骨的习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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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墓葬中随葬动物遗骸的种属或有不同，但大致不外是马、牛、羊、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骨，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44)在这些墓葬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称为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墓主的随葬陶器非常少，通常只有一两件。随葬青铜器以随身佩带的装饰品为主，如耳坠、腰带饰、铜扣、动物牌饰等。另外，武器与马具也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武器包括短剑、刀、镞，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鏕、节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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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墓葬外，其他遗址非常罕见。毛庆沟出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墓地附近曾发现遗址。遗址中有建筑遗迹1处，灰坑6个以及窑址3处。建筑遗迹为红胶泥夯筑而成的硬土面，硬土面上发现有许多被锯过的鹿科骨料及半成品，没有灶、陶器等生活设施及用品。与建筑遗迹相邻并在同一层位的灰坑中，也发现锯过的动物骨料。在遗址高处发现窑址的地方有连接各窑的道路面，但没有发现居址遗迹。(45)因此这个遗址，应是一个制作陶器及骨器的场所，而非被人们长期居住的居址。毫无疑问，留下这些墓葬及其他遗迹的人群，必然具有某种形式的居住物以及居留期间的种种活动。但显然这种居住形式，与人们居留期间的活动，在考古学发掘中不容易被发现。这很可能是因为制作这种“住屋”的材料是可携带及可转移的，或容易腐蚀消失的，而人们居留期间的主要生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改变非常轻微，而且是可迅速恢复的。这些都证明，当时的人已处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并经常移动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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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盘踞晋陕之北的人群，至少有部分是被诸夏称为赤狄、白狄的人群。他们曾经往东南入侵，盘踞在山西、河北太行山一带，并进入河南，后来为晋所灭。(46)因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春秋时期的墓葬便被认为是狄人的遗存。至于清水河至凉城一带的游牧人群以及鄂尔多斯东部的人群，部分可能是史书上记载的晋北的林胡、楼烦之戎。晋向北拓土后，与这些人群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进入战国后，赵继承晋之北土。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向他献马。榆中，即陕北及鄂尔多斯东北准格尔旗一带。公元前297年，武灵王又“行新地，逐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47)。西河指黄河东岸的晋北之地。因此学者们多认为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游牧人群遗存，主要是林胡的遗存；晋北至蛮汗山凉城附近的遗存，则为楼烦之物。(48)赵武灵王之父时，即傍阴山筑长城，与楼烦、林胡为界。秦惠王曾拔义渠25城，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灭义渠戎，开陇西、北地、上郡诸郡。(49)昭襄王时所筑长城沿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固原、陇西一线。因此，这时所谓的混合经济人群早已被圈入长城之内，而长城外陕北及鄂尔多斯地区人群大都投入了专门化的游牧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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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建立，与长城外的全面游牧化互为因果。这个过程可能是：当北方“戎狄”难以生存于其原领域，或其原有领域被华夏北方诸国占领时，他们有些往内地流窜，后来被诸夏之国消灭或同化，另一部分则进入农业资源匮乏的鄂尔多斯及其他地区。在因战争的流离迁移中，他们能够移动的财产主要是牲畜，因此他们可能常被迫在一段时间内依赖动物的乳、肉，以及偶尔对其他定居或半定居人群掠夺为生。这些被掠夺的人群，原来就生活在农业的边缘地带，一点点经济生业上的波动，对他们而言即可能是致命打击。因此，当农业获利不多，而定居所冒风险过大时，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投入南方能保护农业的华夏中，或放弃农业加入游牧劫掠人群之中。对南方的华夏而言，人口增长带来对土地新的需求，使得他们也向北方争夺边缘农业地带，将之纳入本身的资源区加以保护。然而值得保护的，应是农业资源可以预期而所付出的代价尚可忍受的地区。由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此时已出现捉摸不定的游牧人群，因此即使某些地区或仍然有农业聚落，或其农业资源能支持华夏移民，但要保护这里的定居聚落已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长城的建立，可以说是北方华夏诸国在扩张资源的需求与保护资源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二者间的折中选择。长城代表这时华夏愿意积极保护的资源领域在北方的极限。华夏形成与长城建立之后，长城外游牧世界也相应形成。由于游牧是一种无法自足的经济生态，因而从此游牧与农业人群沿着长城展开绵延2000余年的资源竞争与维护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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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蕴宗：《内蒙古农业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第18、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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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第9期，第13—14页；崔璇、斯琴：《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文物出版社，1985，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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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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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中强、马耀圻、吉发习：《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0期，第487—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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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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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上波夫：《アジアの民族と文化の形成》，东京：平凡社，1985，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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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复查》，《考古》1966年第3期，第146页；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1年第9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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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中强、马耀圻、吉发习：《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0期。